四阿哥胤禛的“禛”字，意为“以真受福”“示字旁”则是康熙希望加增儿子们的福气。康熙对汉族文化、文字，研究得全面而细致，选出一个美好的字句作为儿子们的名字，殷切表达了自己对天命的尊崇和家族的一片对上天赤诚真心能够得到庇佑，虽然贵为皇帝，却真实体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深沉寄托。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系统总结了明代兴亡最根本原因，就是整个明代皇子缺乏完整系统的儒家政治教育，遂导致诸多偏离政治轨道的如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万历皇帝为代表的不务正业典型。康熙对皇子们人生道路上进行过诸多制度上的设计，教育问题是整个清代中最重视的一项制度，并得到了长期执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清代历届统治者玩物丧志的危险，相较而言，有清一代，绝大部分的接班人都能正常履职，
康熙给阿哥们的教育非常完整，以六岁的胤禛为例，从读书开始要学习满文、汉文、蒙古文和经史子集，运动课包括骑射、游泳。，康熙不想丢掉满足尚武的传统，同时深知想要全面操控帝国机器大负荷运作，没有一个好体格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著名史家赵翼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他不无钦佩地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属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最后他感叹像他自己这样靠着读书写作谋生的人尚不能如此早起，而那些锦衣玉食的皇子们竟然能天天如此。
赵翼所见正是康熙的主导下，乃至影响大清二百年宫廷学习氛围的见证。一天，康熙召见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等谈论书法，说到兴起，把一些大臣叫到皇子读书处，看到这些孩子们正在书写对联，“诸臣环立谛视，无不欢跃钦复”《清世祖实录》一时之间，书声琅琅，成了爱新觉罗家族最生动的一幅画面。康熙是书法大家，对书法理论多有见解，对于儿子们的书法水平，康熙更喜欢四阿哥胤禛的字，有时候赏赐给臣下的书法大部分要胤禛代笔：“圣祖最喜世宗宸翰，每命书扇，岁书进百余柄。有旨不令书名，并用闲字图章。”《养吉斋余录》
胤礽十四岁这年的一天，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皇太子老师尚书达哈塔、汤斌和耿介时非常严肃地说：“古昔圣贤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紧接着又引述唐太宗的教训时说：“唐太宗亦称英明之祖，而不能保全储副，朕深意其故。”与此同时康熙训诫胤礽读书写字要勤奋刻苦，不许有一日的放松，并且给他的书房起名为“无逸斋”。作为父亲，最了解儿子的性格弱点，或许在康熙眼里，这个儿子有时候过于洒脱放逸，希望这个书斋能够收敛他的性情。
毋庸置疑，康熙在培育儿子才能方面取得了预期效果，个个生龙活虎，才学俱全。然而事物的两面性也愈加突出，在这个以权利接班为中心的庞大家业，每个长大的孩子都因权力之争丧失了血缘亲情之间的感触。正因彼此资质、资历相差无几，由此也导致了几年后整个帝国政治陷入到皇位的斗争中来。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康熙大帝之强势，也终究陷入亲情的牵绊之中，皇权的巨大诱惑让本该一团和气的兄弟们逐渐成为不同派系，一时之间，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康熙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被折磨得心力憔悴，于此他不得不对帝国做以必要的解释：“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太子”，进一步解释说，从汉唐来看，太子小的时候，没什么事情，等长大了身边就会围绕一群利益集团。很少有不出事的。最后他提出对接班人的真正标准说：“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非轻”“如果今后要立皇太子，必须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在接班问题上，成了康熙的最大心病。康熙晚年的抑郁颓废大部分因此原因，经常独自老泪纵横，无法排解，这种悲凉无助的心绪已让他无法正常理政，甚至将早年励精图治的政治成效因此而大打折扣。
此后他还曾专门降下谕旨给群臣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于贻累于诸臣也。”《清世祖实录》在康熙的定调下，斗争从表面向幕后纵深发展。权力之争是这场人伦惨剧的本质，厚厚的宫墙阻挡了太阳的温度，阴森刺骨的斗争让每一个血肉之躯都变得麻木不仁。不管如何演绎，四阿哥胤禛终于履职整个帝国，尽管斗争的阴云没能全部散去，但是他俨然已成了帝国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所有阴霾会逐渐淡去。
雍正帝的房间挂着一幅写有“恩谕戒急”的四个大字。
登基以来，每当处理政务，或召见大臣时，遇有不称意的事情，雍正帝胤禛总是强压怒火，尽量把急躁的情绪降下来，毕竟父亲康熙多次对此提出诫勉：“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
知子莫若父，康熙的儿子们性情各异，禀赋不同，加之宫廷特殊氛围成长下，巨大的权力宫墙阻碍了亲情，以至于出现了“九子夺嫡”这样的政治危机，严重损害了不可一世的康熙亲情观。雍正隐藏自己所有缺点，只为兄弟们一个个斗争沦陷后，他坐收渔利。
政治两面派，左右逢源，在帝国政治斗争的残酷风雨下，独得一片晴天。
雍正曾说，父亲曾评介他“喜怒不定”四字，对自尊极强的胤禛产生了强大心理压力。经过几年，他在康熙面前恳切请求，能否将这一评语收回：“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圣祖实录》看着如此在乎这句评价的四阿哥，做父亲的来讲，除了答应还能说什么呢？
他周旋于康熙和皇子之间，尽全力把自己打扮成寡欲、温厚、孝顺、稳重的形象。正如他后来承认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登基之前，雍亲王极其爱惜自己名声的羽毛，尽一切手段消除档案污点，力求完美无缺。但是他的身上，表现出太多的与众不同。他自知而又自大，有时欣喜大笑，有时叹息流泪；有时兴奋，有时沮丧；有时天真，有时世故，有时传统守旧，有时前卫新潮。这些性情仿佛与九五之尊的皇帝形象判如两人，总而言之，雍正皇帝，是古往今来帝王中的一个异数。
四十三岁正式执掌大清帝国，除了阅历深厚，便是年富力强。所有的性格思想已经定格稳固，他握着帝国航船的方向充满昂扬激情，并有充分信心将康熙时代跨越到雍正时代。
朝鲜使臣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李朝实录》《世宗实录》里也称他“音吐洪亮”，说话嗓门很高，恰恰证明了精力充沛，做事富于激情，在强大的精神动力下，雍正的精神风貌配合了一个时代快速前进发展的节奏。
《雍正朱批谕旨》这一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一痛快书”的雍正亲笔御批，仿佛看到了一个极其率真、天真的雍正。
在给臣下蔡珽的批示里，掩饰不住雍正帝的笑点：“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矣。”《谕旨》自己笑的如何，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种趣味的政治家实在不多见。有时，他会在谕旨里自谦：“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 总之这个主宰大清帝国的第三位皇帝是个典型的多面性格，在他的主持下，从为政到改革；从用人到治理，都有许多生动画面。他就像竹笋，一层层拨开，才逐渐会获得更新鲜的画面。
作为帝国的新掌舵人，他号召全体官僚要带头改变奢靡风气，并且从细节入手。登基不久，数次下发批示说：“外间所进香囊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者，此皆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世宗实录》他的一等大秘张廷玉撰文称颂说：“世宗宪皇帝时，廷玉日值内廷。上进膳，常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饼屑，未尝废置纤毫。”《澄怀园语》
他多次对内阁下旨：“今各省督抚中，尚有未能深体朕心，于土产之外，复以器玩进献者……兹特再行宣谕：倘或仍有进献古玩者，则并其方物土产亦行摈弃。”《世宗实录》他甚至在臣下如何节省用纸上反复絮絮叨叨“可惜绫子，向后除面封套，折深用黄色纸好。”、“请安折用绫絹为面，表汝等郑重之意犹可，至奏事折面概用绫絹，屋力艰难，殊为可惜，以后改用素纸可也。”
这些节约在表面都是真的，但仅仅可解读为雍正想要引领简朴的帝国作风，其实，雍正在生活品质和文玩艺术的追求上的完美要求有清一代首屈一指。
他对文玩十分感兴趣，有一次呈进灵璧石磐，他不满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磐声音甚好，但‘太古之音’四字刻法不好，或者改做八分书，或去平。尔等酌量做。再绦子甚长，做短些。架子不好，另换架子。”、“年希尧进的点翠盆景，五盆内有一盆好的，其余俗气些。”臣下送的或是一流宫廷工匠做的一般都要提出修改意见，其爱好程度之深，修改意见之多令人昨舌。如“关父子的脸像特低，仰起些来。腿甚粗收细些。马鬃少，多添些。廖化的盔不好，另拨好样式盔。”、“帅旗往后些，旗上火焰不好，着收拾。马胸及马腿亦不好，亦着收拾。”《活计档》
对山水的喜欢同样狂热，鉴于政务繁忙，他没有太多精力爬山涉水，于是就叫人在各处安放望远镜，独自瞭望，以此解除政务疲惫，放松身心。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戴假发扮洋人的画像非常具有特色，不仅如此，雍正十三年下旨：“做像西洋人黑胡子”一件。八月初三做完送给他，也是他去世的最后一个装饰品。他对自己的穿衣戴帽极端精致讲究，制作袍服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尔照朕指示，将黑地伏酱色地仗织圆金龙五彩云蟒袍画样看下，不用画水，不要像大蟒袍样，亦不要像寸蟒妆缎花样。”
不仅袍服，就算一个带子也丝毫不放过：“此四张鞓带纸样皆不如意，俱交给海望，着他做二副带子，只要好，若不如意，朕不依！”《活计档》类似的例子很多，很难想象一个帝国当家人如此繁忙却在穿戴上如此讲究，除了奢侈外，便是完美主义的生动体现。
雍正的嗜好十分古怪，比如将某物改成另一物。鼻烟壶改成水盛，“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狮子改洋狗：旁边的狮子不好，着改做西洋狗。图书改镇纸“将字磨去，配做压纸用。”痰盂改棋盘“着将此痰盂改做大棋盘，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檀木痰盂。”
这些特点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又是性格善变，做事极端叫真的人，见到养心殿东暖阁地砖色调不合，即命更换。
二
治国理政
在兄弟们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给外界一个不问世事，看世事如浮云的超然印象。这期间，他频繁与僧人们来往，除此之外，他便专注读书，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成集，名为《悦心集》，倾力打造“天下第一等闲人”，以此避开政治漩涡。然而，他的心何曾安静清闲，只不过用这种烟雾去遮住对皇位更为迫切期盼的表情。
“从天下第一闲人”，“到天下第一忙人”的身份转变，他自己也改口颇为自得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自负可见一斑。
雍正假发画像
康熙晚年由于倦政，实行“宽仁”之政，这些在雍正看来，宽仁之政无非是懈怠的废弛，帝国的机器和零件蒙上了厚厚的尘垢，主要问题即是贪污腐化问题呈全面性，朋党派系林立，严重分化皇权集中，以及整个官僚系统出现不作为现象。
雍正元年的元旦，刚刚办完康熙的丧失后，他一举颁发十一道谕旨，上自总督，下至知州、知县，谕旨措辞严肃庄重，告诫为政之道，同时指出大清已经出现了诸多严重问题，表明了他今后的施政方向和立场，告诉全国官员们，他要开始进行最全面，力度最大的整肃。
为此他将操起权力的工具，开始重新打扫，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正如大臣李绂说：“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改革的目标极大，“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为此他彻底决定将自己变成永不停歇的工作机器，来实现他的国家理想。
雍正理政一周年之际，他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雍正批田文镜的朱批很有代表性：“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四个月后，开始要臣下随时记录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然后“初御乾清宫听政”，接着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本来历代将这类人群列为下等贱民，和战俘、娼妓归为一类，子子孙孙永无出头之日，雍正下令解放他们，这些人首次感到帝国初升太阳的温暖。又两个月，他命令八旗兵没有恒产的移驻到热河喀刺河屯桦榆沟啃田，这道命令对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八旗子弟们产生了强大的怨恨，雍正表现出来严厉的推行意志，接着又明确要求官商不许勾结，限制盐商等大商人引领的豪奢之风，这些措施触犯了广泛而又有着重要影响的庞大利益集团，隐形的反对声音，不断影响广泛的负面谣言，如同一阵阵风而无孔不入。
雍正行乐图
新政让人目不暇接，这究竟将是怎样的皇帝，有的人以为这是三把火，不要多久就会停下来，然而接下来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改革让所有怀疑观望的人彻底明白，这个皇帝不同寻常。与此同时巨大的负面谣言开始从各方传出，从篡位到阴谋，从人品到德行无一不开始成为茶前饭后的神秘讯息。
雍正要将传统政治的专制推向一个全新水平，通过全面抓紧官僚队伍，掌控帝国政治运行水平。
“中国的专制主义仅表现在国家和社会的上层，中央权力很难渗透到下层社会，只有当国家的决定和命令收到社会一切层次的尊重时，才能称之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具有推行其意图、政策和社会经济方案的能力与权力”。《非压制性国家和比较历史》
对官僚人事权常抓不懈，对引见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引见官员时他特别认真，有时还要从官员的外貌和言谈举止来甄别官员的道德和能力。这项制度虽然早已有之，雍正却将他进一步上升到重大工作上来。在刚继位时，忙于料理康熙丧事，把这项工作让王大臣去做，并叮嘱说：“各省副参以下，千总以上题补引见到部人员，着查明具奏。从前皇考引见武职官员，其甚不堪者颇少。朕今值皇考大事，未得引见。应派王大臣验看，将人才可用、与例相符者具奏补授，令其到任。其人才永庸劣者，指名具奏。如此则案件不至堆积，而到京人员亦五守候之苦。”此后数年，雍正接见了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和福建六省官员，体贴他们道路偏远，很细致地安排行程，甚至细心到“仍只需照常计程行走，不比因令驰驿，过于急速，如有欲自备夫马，不愿驰驿者，各随其便。”《上谕内阁》
频繁接见偏远地方官员，让雍正全面打开了解帝国角落的视野，也进一步积累了他选人经验，理清了他进一步管理偏远省份的思路。 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通过不断接见各地官员，不仅让雍正更了解帝国治理情况，更开启了红墙外的世界，只不过他的眼里发出太多感性的目光。
在频繁接触地方被引见的官员时，他从不吝啬发表自己的任何想法，甚至调动了所有形容人好坏的词汇给各地官吏贴上标签。看到四川的官员后说：“人看来平常，目狼顾”，这本是形容司马懿的一句话，却用来这位官员，这位四川官吏前途可知。看了江西知县的印象是“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接见赵州知州后说：“似有歪才，不诚敬，胖大汉子，大似恶人，只可止此。”、“人似苍滑，明白，不稳当。”
雍正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性评价一时之间决定了庞大管员队伍的升迁浮沉。
同时他又张开密折制度这张大网，在帝国的每个角落撒下收集讯息的通道，尽全力能够管控这支庞大队伍。
密折制度的发展沿袭，让雍正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掌控了官员的动态，在军机处的紧密配合下，雍正处理政务虽然繁忙却井井有条。雍正喜欢群臣互相告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
《啸亭杂录》讲了这样的事情：“一官入都引见，购置新帽子，为熟人所见，告知其故，次日引见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不要弄脏你的新帽子。就是说买帽子的当天已经有人报告了。鼎甲出身的官僚王云锦在新年休沐日在家与好友耍叶子戏，忽然丢掉一张，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了？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对他的诚实很高兴，说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完从袖子把叶子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个事，王世俊离京赴任，张廷玉向他推荐一名随从，此人工作很是勤谨，后来王世俊要入京陛见，他先告辞，王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我跟你数年，没看你有大错，先进京见皇帝，报告你的情况。原来这个侍从是雍正帝通过张廷玉安排到他身边的监视人员。
帝国事务非常庞大，他却要将每项工作做实做细。在雍正看来，国家财政已经极度亏空，他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他多次对臣下宣称，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雍正奏折》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成长环境的历练，这种自信绝不是自我吹嘘。清查财政亏空，是雍正理政的一大手笔。对于腐败有着极其清醒认识，针对满族官吏更是毫不手软：“旗下人员，只以见钱，眼都黑了。”反腐无论满汉，只要发现一切从快、从重进行处理。对于贪污、做假账尤为痛恨，他因此发狠说：“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具体做法：第一，限时补足亏空，第二，责任上司分赔。第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第四，组织官吏亲身去看对贪污官员执行死刑时的场面，用血腥场面进行警示教育。
雍正漫画
雍正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休息，白天同臣下接触，研究部署政务，晚上批览奏折，即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半点不敢贪图放松安逸。有时候深夜还在批改，精力十分疲惫，他也把这种情形书写给臣下：“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又系灯下率笔，字迹可笑之极。”在给田文镜的批谕里，他还解释说：“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除了勤勉，处理政务异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马虎他也必须给予纠正。礼部侍郎蒋廷锡书写奏折时，将“重道”二字误写，没有检查出来，雍正看时发现，特意把他叫过来，告诫他“勿谓此等本章无甚紧要，朕不详览，嗣后当愖之”。类似这样事情还很多，他自己也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政治在他眼里是极端神圣严肃，官僚队伍除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绝对不允许外人指手画脚，有时这种防范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啸亭杂录》讲了这样一个事情。雍正有一天难得看戏，演的是郑儋打子，看到高兴处，赐给这个演戏人一点吃的，这个演戏的人受宠若惊，于是跟皇帝聊起天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是谁。雍正一听勃然大怒，一个伶人，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处，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这个演戏的人活活打死。
一定程度，雍正能够包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臣下，前提是，绝对是从维护他的角度出发。太子太傅朱轼坚决反对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雍正并不发怒，反而让他做大学士，去教育皇子弘历等人的学业。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由于每次反对都无效果，他心灰意冷，以病辞职。雍正用极其温暖的口气劝慰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非常感动，从此不再有辞职打算。
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给雍正，希望他“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权力斗争还没真正落幕的关键时刻，建议他“亲骨肉”，真正的不识时务的逆鳞犯讳，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此人为何如此狂妄，朱轼在一边说，此人真正的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随即提拔他做国子监司业，且下谕旨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仅不怒，且奖励他，你们家都要向他学习。”《国朝先正事略》
十三年理政，朱批谕旨不下万余件，光是批语总数就达1000多万字。它执政的十三年里坚持每天亲自批阅奏折。十三年里，雍正的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年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此外每一年当中雍正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会休息。
因为交付给大臣所办事务不能及时处理，发了脾气，他说：“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待的事情毫无动静，不来回奏，若不能办的话，何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上谕内阁》
之后要求这些人每天都要到圆明园值班，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雍正一朝的干部绝对吃苦不少。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班子，终其一朝，因贪污犯罪被惩处的官员大为减少。
雍正反腐以及推进养廉银制度的习习清风瞬间吹遍了这个古老帝国。通过这样勤勉的带动，逐步形成了“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
三
御臣有术
中国传统政治属于人治，而这项工作，雍正帝将他推向了新的高峰。雍正帝的情商极高，对臣下文字斗嘴极其从容，喜怒毫不掩饰，除了他痛恨的官员外，对自己欣赏的官员也是呵护细微。
理政之后，他无情地对手足兄弟进行残酷打压，“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痛苦和尴尬，不管谁对谁错，雍正在上台后的手足相残，确实过于残忍，大哥二哥都在他任内监禁致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皇族成员被处死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缺乏亲情的支撑后，他逐步形成自己的朋友圈，铲除年羹尧、隆科多后，他亟需重新寻找政治上绝对可以信靠的臣下。于是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些雍正班底核心成员配合开展新政。
作为他核心政务圈的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张廷玉，他都分别予以特殊关爱。
田文镜影视形象
宠臣田文镜是早期雍正新政的极力推行者，在河南，他的努力如同黄河一般汹涌澎湃，这种巨浪的冲击有时竟会颠簸远在北京的政权大船。雍正以巨大的勇气支撑他有时并不占据优势的立场。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做“模范疆吏”标杆，在全国进行表彰奖励。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十三年执政时间里，在选人用人，管人方面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在他的整体布局下，以权利之网，将各级官员治理得井井有条。
穿过历史泛黄的遗迹，依稀能看到那个在给臣下批语的千万字当中，给后人呈现出一个勤政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手腕的政治强人的鲜活身影。
作为政治家角度来说他使用人才和驾驭大臣的能力非常成功，用人最具特色，最具亮点、最具成效。在他亲自主持下，打造了一支执行力超强的官僚队伍。正是在雍正亲力亲为的选人用人，才将一些列政治改革推向深入，为全面形成“康、雍、乾”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
首先他高度概括用人在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中强调：“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朱批谕旨》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定位为吏部，这种简单而又直白的自喻，形象表明了雍正对官员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视。鉴于康熙晚年的怠政，如康熙所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清圣祖实录》正因这种思想的消极引导下，官僚集团呈现出集体式懈怠。
为此雍正打破一系列高层人事安排常规，形成了务实肯干的班底，才全力扭整个政治集团的倦怠。
其次，不按常理用人，能够量体裁衣。
基于对大清朝的责任感，认为官员的存在本身就是办事，因此尽最大程度避免养闲人。他站在权利的塔尖，并未有所膨胀，相反他非常清醒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即位的第二年他就对一品的总督和七品的知县接连下发批示，告诉他们为官的要务。在他的屋子里，悬挂着登基那年亲自书写的“为君难”的匾额，并且在此后不久给闽浙总督满保的朱批中说：“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置放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之所以这样说，也让大臣们知道“为臣不易”的深刻对照。
魏晋时期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后，成了历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于此他甚至深情地说道：“朕待天下臣工惟大公无我一语耳。”
他的细致在于对走进他政治事业的官吏进行多方面考察，有时甚至不无隐忧，在地方督抚的人事改用折上写：“朕观亦是，恐才具中平，改用好。”王国栋推荐浙江各县官员奏折中，他又信心满满地表态：“好的，上好的，此人将来可成大器。”
雍正经常和地方督抚沟通工作和想法，互动频繁。告诫他们自身的清正廉洁起到表率作用，但是如果不能深入实际，切实有效解决问题，那么这样官员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
他以官员工作的实际效能作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就是这样不作为的官员虽然没有贪污违纪，但本质上和违法乱纪的官员并没有太多区别，根本就不能再进行任何使用。
与此同时，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使用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论所谓的排资论辈。总体看来，雍正用人策略大体可谓三点：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有时也会有大臣上书揭露雍正认可的官员的毛病，这时他还要为之力挺：“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
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要他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并且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
雍正用人如同织网，究其帝业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同时又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员，为全面推动雍正时期的政治事业起到了极大作用。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稳定政局，所用之人大有迫不得已。此后几年，权利稳固后，他所使用的人得心应手。纵观来看，雍正重用的大臣有允详、允绿、允礼、福彭、隆科多、张廷玉、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李紱，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以及雍正和诸如年羹尧、岳钟琪等关系恶化后，随即不断发现培养新的政治帮办。
雍正影视形象
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历来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上谕内阁》可以说，雍正用人的确做到“五湖四海”。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了以田文镜、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雍正性格多面，选择用人更是多面，对他知心不给他丢脸肯干事的人，雍正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真性情，让后人读到相关批语，还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田文镜靠着在路过山西目睹当地严重被隐瞒的灾情后，毅然决然上报雍正帝，田的举措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生命。雍正感慨到：“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在此后持续使用田文镜后，雍正号召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
有时强力推进的整治措施引起官民的激烈反弹，雍正也是劝勉说：“徐徐尽力为之，朕自有照鉴。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有时对他会提出批评：“但近日以来，每闻人论尔有任性尚气之疵，当深自省察，切以为戒。田文镜也非常卖力，在河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让雍正非常满意。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做“模范疆吏”标杆，在全国进行表彰奖励。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雍正七年1729年，得知田文镜得病，他非常细心批语道：“当于温暖室中安居静摄，加意调养，须待平复如初，方可出户行动。”此后田文镜体弱多病，老年的衰弱影响了田的工作业绩。雍正在此后少有对其褒奖，此后则多有怪责。三年后，田文镜上书请求退休，因久病不愈，且服药修养均不见起色。雍正看后“良用怅然”然而还是对他舍不得离开，让他在任上调治，此后田文镜依旧病情加重，最后只好“勉从所请。”田文镜的病大多都是操劳过度，为雍正奉献了一生。至于雍正对他的爱护和批评完全出自衡量他工作水平。
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云南布政使李卫咳血，获赐药物，让他“爱养精神，毋事勉强”。
李卫不是科举出身，雍正恰恰欣赏他大老粗办事果断作风。为了更好地使用他，雍正多次对他表示关怀提醒：“尔以年少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
文盲李卫和田文镜颇有相似处，他在康熙时期，捐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职务，两年后升任户部郎中。雍正继位后，最初对他印象并不见好，他曾对大臣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意思说他才力不够。
李卫画像
李卫性格鲁莽，雍正在元年的时候就要求他去掉毛病，经常批评他“狂纵不密”任性使气、“骄傲凌人”,雍正生性心思缜密，但为何屡次重用他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卫工作务实卖力，不玩政治手腕，不欺骗他，这在雍正看来极端重要。对他的教育也是煞费苦心，有一次听说李卫在地方过度铺陈张扬，雍正嘲讽他的小民意识：“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清史列传》所谓“两面钦用牌”是指其出行，打着钦用布政使、盐驿道的两面官牌，这种高调张扬，被雍正所鄙夷。但这在皇帝看来是软伤，他做事铁面冷酷，敢于弹劾重大案件人物甚至是朝中权贵。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他非常聪明。袁枚曾记录过他处理文件的神采，说他从不看文件，就让手下人念，不合意的地方，随口就能纠正改动，非常复杂的案件经他嘴一改，变得条理通畅，以至于“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伏，以为天授。”《袁枚▪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李敏达公传》
李卫身体不好，有吐血的老毛病，雍正对此非常关心，叮嘱他做事不要用心太过，别太急躁，不可勉强自己。雍正五年，李卫吐血加剧，雍正叫他将八字拿来，而后又多次派人送药治疗。
鄂尔泰四十二岁这年写了一首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里写到：“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此时他任职于康熙时期内务府员外郎，这时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不知道，雍正的接位，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
在雍正没继位的时候，二人已经有过一个交集。当时的雍正还是“四阿哥”，要鄂尔泰为他办事，没想到，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的理由给顶了回去。就这样给雍亲王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认为他原则性强，继位后特意召见他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啸亭杂录》此后鄂尔泰的政治仕途经历多次火箭提拔，三年升任广西巡抚，但雍正仍然认为大材小用了，在上任途中，雍正命令调整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此后一步步重用，甚至后来西北用兵失利情况下，迅速调他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救火有功，角色吃重，风光一时无两。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他曾对新任云南巡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到了他的真诚所在，在朱批说：“朕实含泪观之”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朱批谕旨》
鄂尔泰得了一点小病，雍正却小题大做，找人给他推算命理，得到的结果是大寿，他才说：“朕之心病已痊愈矣”。
在雍正眼里鄂尔泰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筹及远大”的重臣。不仅如此，雍正对鄂尔泰的家事也非常关心，在五年五月初十的鄂尔泰奏折上这样批示：“默祝上苍后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在庆贺五旬的宴会上，鄂尔泰没能出席，特意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
雍正对他寄托了很高的期许，曾在《谕旨》里动情地说：“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泪下，岂亦君臣宿世缘分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以上三位都不是科举出身，下面的张廷玉则是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被雍正器重程度，为有清一代最高。
张廷玉画像
相较而言，张廷玉与鄂尔泰算作雍正最为亲密的大臣，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雍正遗诏》
张廷玉该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众所周知，雍正是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为缺乏好感，如因科举出身得宠者，仅张廷玉而已。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雍正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一日晋谒三次，更是家常便饭。张廷玉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入紫禁城骑马，随从随时递进工作。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雍正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赐给他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
如果说张廷玉是雍正内务的重要助手，那么鄂尔泰则是雍正实施政治改革的重要伙伴。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著名的“改土归流”即是他提出得以实施的。虽然一度主管云贵两省事务，但他却替雍正考虑通盘政治架构，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个省边境行政区划，深得雍正信赖。有时他惦记鄂尔泰熬夜：“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下泪，岂亦君臣夙世缘分耶！”。《朱批谕旨》
四
雍正的温厚和刻薄
在雍正帝的视野中，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能这样幸运。
雍正属于典型完美主义人格，这样性格的人相当难伺候。终其一生能够得到其认可的大臣屈指可数，大多数都不那么轻松。对于位置一般以及和雍正关系一般的人，有的被雍正感动的热泪沾衣，有的则被骂的狗血喷头，最惨的更是如同雍正嚼过后的口香糖，随即抛弃。
雍正用人的重要标志即是忠诚可靠，在他面前耍花样的，往往被揭穿，被冷嘲热讽，不再重用。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他解释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共勉之。”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要在其掌握范畴之内，稍有不效忠，则用权利之仗打击。
对于实干的人，他不次破格，奖惩分明。尤其更善于特务手段，派遣侍卫到地方大员身边监视；通过密折互相告密。
情商极高心思又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尽管是一国之主，有时却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样和臣工们沟通，经常给臣下及家属赏赐医药。在给臣下的请安折上，他用非常亲切温和的口气批写道：“朕躬安，尔好吗？”或“朕躬甚安，尔可好”。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二十日请安折上朱批：“朕躬颇安，尔等都好么？官员乃至兵丁、跟役等都好吗？”给山西巡抚诺珉的请安折上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匀，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富于人情味儿，做事细腻都属于雍正的御下风格。
给两江总督的折子里，雍正说：“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绒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不但赏赐东西，顺便还风趣的开了一个玩笑，雍正的洒脱风趣一目了然。
此外，雍正劝诫官员不要喝酒，告诫说：“若奉此旨后，仍不戒酒，则辜负圣恩，成为无用之辈。”知道大臣鄂尔泰总是熬夜工作时，放心不下，让人传话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都统苏丹在军营因潮湿导致伤口复发，雍正在谕旨表示非常揪心：“尔之年岁已非如此奋勉之年龄，尔所作所想，朕实是赞许而同情……尔如此赤胆忠心，将无甚关心，必受苍天眷爱而好转。著好生调养身体，努力为朕多效力几年。” 雍正帝通过如此温暖的话语与臣下互动的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以至雍正去世后，一些老臣想起旧事，依旧感动的热泪盈眶。
与一些臣下温情脉脉外，剩下的就是暴躁和辱骂。
面对庞大的官员队伍，素质、能力、人品良莠不齐，雍正脾气本就暴躁，对臣下要求极高，对有失误而又让他不满意的官员动辄痛骂讥讽，轻则斥之为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为不是人，死人、狗，甚至上升到辱骂人格。平素修为的风度荡然无存。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佟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有时直抒胸臆，酣畅淋漓表达自我感情，在给布政使张圣弼的批示里这样写道：“该！该！该！该！只是便宜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雍正档》一连用了四个“该”，可见其何等性情。
精明敏感，对臣下们的文字汇报尤其警惕重视，多数的时候他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每一个汉子所能蕴藏的最全面的涵义，以免陷入到臣下的文字陷阱。和朱元璋一样，对读书人有着天生的疏离感，认为他们“一字一言，皆怀诡谲”，为此他十分小心，时刻警惕“被人耻笑了去”，对此他曾向臣下坦承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但凡有的大臣和他文字游戏未尝不被他揭露，并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厌恶臣下阿谀奉承之言，同时，如果有的人过分在他面前表现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会让他感到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到“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说：“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有一次，热河总管奏报发放官兵钱粮，雍正怪他们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赶上心情不好，朱批道：“此乃报部之事，何须折奏……尔等空闲，无聊一奏，竟不顾朕日理万机，何有闲暇阅览尔等此数而仁慈无用之文，纯属一群不如畜牲之辈。”荆州将军吴纳哈报修缮坍塌城墙琐碎，雍正看得心烦，批道：“此等未成之事，何以渎奏，为尔之差事，而不顾朕有无空暇，毫无体谅之心，此乃何臣之道？真是老糊涂了！”
说俏皮话，挖苦讥讽，说反话，戏弄人，在雍正与臣下互动环节屡见不鲜。兵部右侍郎奏请修复堤坝，雍正认为他办事心思不纯，想在工程款中贪污，故而讽刺说：“大买卖来了，偿还之份力图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数名妥靠富人给尔。”
陕西旱情严重，按过去传统，地方官员一律斋戒祈雨，西安将军常色礼却在斋戒之日吃食祭肉，为大家当做笑话传到雍正这里。雍正于是忍不住大骂：“尔想尔是什么东西……原系巧诈巨奸不体面之奴才也！”觉得没骂解气过瘾，又在常色礼奏折中一句“奴才常色礼今年六十八岁”批写：“比去岁只增加一岁”，加以调侃。在“奴才若有巧诈不诚心之处”朱批：“竟不知自己行为之非是也，可惜朕教诲之心。不如畜生！现在世上未有。”
雍正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因为他们的使用都是雍正的意图，如“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
因为责备石文焯说话有所隐藏，雍正的口气更是有点像戏剧台词似的说：“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分奏折上，雍正骂人以至到了难堪、低俗地步：“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牲！”“放老狗屁”。责骂臣工来自于传统帝制对臣下的不尊重，也体现了雍正感情直率，爱恨分明的和任性随意的一面，同时也让人看到了历来帝王冷面孔之外的鲜活生动。
五
孔子加如来的长生梦想
登基的三个月后，他就火急火燎地追封孔子为先世为王，并解释说，孔子是天地君亲师，持续运用儒家思想的根基不能松动，从古至今的读书人都算是孔子的学生，历代已经对孔子加封至“大成至圣先师”，因此只能追封孔子五世先祖。
雍正的儒家理论根底非常扎实，从维护政治需要上来看，他坦承说，君主从孔子的学说得到的利益最多，所以必须进一步巩固孔子政治思想指导地位，在以此会试中，出了一个“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了试卷，认为这些学生们“皆词章记诵之常谈，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而实有发明。”指出他们所说的都是表面的细枝末节，根本没表达出礼义廉耻的内在哲理。
雍正心细，每当殿试在寒冷时期举行时，怕砚台结冰，就让学生们进入太和殿考试，又让太监多烧炉子以免考生着凉。还有一年，原定在二月开考，结果因极寒天气延期一个月，雍正担心学生们路费不够，特意准许携带手炉和厚棉衣入场，并免费提供木炭、姜汤。湖南省的乡试原设在异地湖北考试，后来担心学生要经过洞庭湖有翻船溺水危险，于是下令在湖南建立试院。这些暖心的小细节，完整体现了雍正关心爱护孔子思想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也让人看到了雍正的暖心面孔。
儒家思想的帝王教育注重传统和私德，中正和平、克己去欲、慎独修身，恪守儒家原则底线。
老皇帝康熙本身就是推崇儒家文化的带头人，从五岁开始，康熙就开始读书，由于勤奋好学，以至于祖母孝庄担心影响身体成长，曾劝止说：“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但他依旧手不释卷，亲政后，“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清圣祖实录》此后，康熙的周围，始终围绕在一群儒家知识分子，如张英、高士奇、李光地等，也恰恰是这些人后来都对康熙的儿子们进行儒家教育。
登基的第六年，雍正忽然心血来潮下令授冉雍后裔世袭五经博士，这个曾被孔子称赞“雍也可使南面”的学生没想到，在几千年后，突然吃到了冷猪肉，连后代也沾光不少。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以此尊崇帝王巡幸，雍正觉得这种称谓有失严肃说“朕心有所未安”，规定凡是去太学，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清世宗实录》这年的六月，曲阜孔庙发生火灾，烧了大成殿，雍正非常重视命令工部前去维修。不仅如此，又煞费苦心地从文字细节入手对涉及孔庙文化的字和义进行全面避讳。并且亲自为之题写“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在天下学宫。过去帝王在奠帛献嚼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却谦卑地下跪，并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说，他不按照仪注所规定的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清朝通典》
除此之外，他笃信祥瑞，以至于许多大臣天天报告祥瑞获得欢心。一个稻穗也要上报，并能让雍正着实开心，什么一茎谷子结了四个穗，，什么“穗长盈尺，珠粒圆坚”田文镜向雍正汇报有一茎十五穗的，雍正非常开心，说这是田文镜忠诚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现。此后不断接到各地封疆大臣的奏报，从谷子到养蚕到农户家出生的畸形怪胎动物都被视作祥瑞。
把“祥瑞”视作上天对雍正的认可，却在一次地震中，雍正的表现却非常的不再自信。
《李朝实录》记载雍正八年（1730）发生的一次地震，据记载，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发生大面积的破坏性建筑物损毁。这时的雍正惊慌失措以至于“乘船幕处，以避崩压”，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到临时搭建的帐篷。朝鲜英宗讥笑他，“以万乘之主”，作此“举措”，“可谓骇异矣”。
在孔子面前，在天命思维下，雍正一度表现像一个听话的学生，恭恭敬敬，半点不敢马虎。然而除却朝政尊孔的外衣后，他真正痴迷的恰恰是崇尚佛教，以至于到宫中举办法会的地步。
从少年开始，他对佛教典籍发自内心的喜爱，后来许多学者将其研究佛学理论当做避免陷入政治斗争的遮掩，这并非尽然，对形而上学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快感让他着迷。
雍正道士打扮
雍正在其整个人生思想上来看，他更喜欢追求藏传喇嘛教的研究和实践，希翼通过喇嘛教寻找到长生不老的法门，自我编织一个仙佛大梦。
老皇帝曾经对喇嘛教的态度较为保守，他曾告诫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事实上，雍正根本就没把这话听进去。对佛教的崇信来源于早年做阿哥时远离派系斗争的遮眼法，由于大量阅读佛家典籍，加之频繁与喇嘛来往，提高了他的宗教理论修养，极为自负的他一度要找来京中的高僧论道，一个被推荐出来的千佛音禅师来论道，不得已这个和尚对胤禛说：“王爷解路过于大慧，贫衲实无计奈何矣。”《御选语录》和尚们被他逼得很是无奈，只得告饶。
内蒙王公觐见朝贺，雍正对他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艺即是释主。”
不仅如此，雍正十一年（1733）在公众举行法会，召集当时资深的僧人们前来参加，雍正亲自说法，并将自己重用的亲王大臣都纳入到自我门下，庄亲王允禄为爱月居士，儿子弘历（乾隆）为长春居士，大学士鄂尔泰为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为澄怀居士……一时之间大清佛号声声，俨然一座地下佛国。他不仅要做皇帝，更要做法王，亲自参与当时顶级宗教学术理论批判中来，并且延请当时的僧人参与国家最高机密，“倚之若左右手”。
对于雍正狂热的宗教情绪，儒家出身的大臣们忧心忡忡，担心他成为类似梁武帝、嘉靖的那种极端崇佛、崇道的皇帝，于是纷纷上书表达意见：“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李绂没被他冷落时，对雍正说佛教无补于天下国家。有一天，雍正请客，大臣侍坐，为了让雍正高兴，有的人表现得比雍正还要热爱佛学。这时候雍正看到只有户部侍郎赵殿最不参与，于是问他说，你也给朕谈谈。赵回答说，对佛法一无所知。雍正笑着说你不妨试着讲一讲。赵殿最不想提及佛学，于是用儒家理论加以解释，弄得雍正哭笑不得。只能对大臣们说：“真钝根也” 。有一天，雍正忽然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佛教理论，任启运冷冰冰地回答说：“臣未之学也”弄得雍正非常尴尬，只好讪讪地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国朝先正事略》
被雍正非常尊崇的阐释南下，地方官不敢怠慢全力做好接待工作，漕运总督魏廷珍却不买账，并给雍正上书说：“臣不能从佛法”以示抗议。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一个对政治富有责任的雍正虽然极端好佛，并说出“补于人之身心”的理由，同时也清醒地总结说：“然于治天下之道则实无裨益”、“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世无涉。”《上谕内阁》并对自己喜欢佛学是纯粹个人爱好，并郑重表示没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之所以公然撒谎，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获得儒学出身大臣们的理论思想支持，一味崇佛，必然对其政治大业造成严重损害，哪头轻重，他非常清醒。
虽然日理万机，却尽可能抽出时间亲自编选和刊印佛教理论，发布维修庙宇，任免住持等宗教事宜，以权力之手，牢牢把控宗教思想，使得他成为了有清一代的典型法王人物和精神教主。
孔子到如来，都是他裹紧文化专制的外衣的手段，把他当做大清最大的软实力进行推进。然而以他情商之高，却终究没能摆脱希翼长生服食化合物的帝王式俗套。雍正曾给云南巡抚鄂尔泰既济丹，也送给另一心腹大臣田文镜说“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他还曾把“金鸡丹”给靖边大将军及蒙古王公，告诉他们“很好的东西，朕亲服甚多，有益无损之药也。”、“好药，朕多试用，毫无担忧之处。”登基之前，他已经在王府中炼丹，还曾写下：“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雍正行乐图
雍正八年（1733）他开始更为迫切寻找炼丹的奇能异士，屡次下发谕旨，命令地方官广泛寻访修炼之士，并对如何安排作出规定：“问有此龚伦者，可访问之。得此人时，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虽然迫切，却也尽量采取低调隐瞒手段，可见他心中还是有着很大的顾虑。
虽然雍正的猝然去世留下众多谜团，不可否认的是，长期服服食所谓的“金丹”被致病、致死的帝王政治家大有人在。如北魏的道武帝、秦朝的秦始皇、汉朝的汉武帝、唐的唐太宗、唐宪宗等，都曾因妄想长生服用这种早期的化学产物。根据相关研究，丹丸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合物，其中硫的含量为13.0%，汞的含量为60.9%，另有约26.1%的成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物。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逐步中毒，原本固执、暴躁的性格愈加古怪起来。综合历代服食丹药的病患特征来看，大多都表现严重躁郁症，敏感、多疑，直至精神系统彻底崩溃，或喘息不定、或行步快慢无节、或言语失措，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作为研究雍正的重要材料《活计档》在此八年起忽然大量记载出圆明园大量使用煤炭、柴薪等燃料，这其中还包括矿砂、黑铅、硫磺等项目。炼丹最主要的是燃料，这年的夏天，雍正多次从圆明园传旨，命呈进煤炭，具体为：“一、红炉炭先后五次，共九百斤。二、红炉炭饼一次，五百个。三、白炭三次，一千斤。四、渣煤一次，一千斤。五、黑炭一次一百斤。六、好煤一次，二百斤。七、桑木柴一次，一千五百斤。”此后逐渐增加，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去世，单炸子煤就耗费四十六万五千斤、白炭八万三千九百斤。直到雍正猝死，这些材料才停止进入。
乾隆在雍正驾崩的第三天，就下令把他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皇宫。与此同时，乾隆发布谕旨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就是说，雍正日理万机的片刻闲暇，听说万变有延年益寿的炼丹术，明直到都是骗人的，却抱着好玩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向天下发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这个曾经以儒学修身，以佛学修心，又最终败在了长生不老的帝王式俗套之中。
雍正这台孜孜不倦的政治机器在帝国政治中留下了太多让人掩卷沉思的故事，终其一生并未见其倦政， 他的多个侧面都能让人看到昔日的皇权隐藏着太多的人性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