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月，旧东北军吉林王绍南旅之第七团第一营在延吉起义，建立救国军，人数达数万人，分兵攻占敦化北山，歼敌数百，攻入城。后不久敌援兵至，救国军撤出。时已翌年初一月。先是，陈翰章同志自“九一八”事变之日，即在敦化成立反日会，在教师、青年学生、市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救国军建立之后攻打敦化，翰章同志组织群众支援救国军攻敦化。救国军撤离敦化北山时，他毅然参加救国军，在前方司令吴义成的司令部担任秘书。救国军领袖之一的吴义成，号吴傻子，不识字，大老粗，山东阳谷人。远在一九一〇年前后，为吉林著名土匪王德林的“炮头”（前锋），后随王一起被招安，编入旧吉林军。从救国军起，王德林为总司令，吴任前方司令，所有前方救国军，吴有调动权，作战指挥权。吴为农民出身，但极狡猾剽悍，地主、军阀观念强烈。翰章同志年轻俊秀，能写文章，沉默寡言，但遇事决断、果敢，颇为吴所赏识，吴器重之。一九三二年夏初，我到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初任参议，实际上迅速掌握了参谋长作战指挥权，并就在救国军中，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胡泽民（参谋长）、王松柏等组成了党的秘密特别支部。王润成同志也随我到救国军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宣传队长（处长），在宣传队内形成了党的组织核心。翰章同志不为吴义成小恩小惠所软化，坚定的站稳抗日救国立场，与当时另一姓杨的（后来参加党，又叛变了）和姓李的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记得介绍陈翰章同志入党的就是王润成同志（现名马英，在舒兰煤矿筹备处工作）。翰章同志加入党后，更为积极，受党的嘱咐，要他保持一般群众的政治面貌。在救国军前方司令部，他要担负繁重的秘书工作，并须保持对吴的照常交往。并且，他也参加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七月间，前方司令部占领安图县城的群众宣传组织活动和发展党员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参加一些同友邻部队的交涉活动，如反对当时辽宁民众自卫军代表团英若愚（参谋长)、王××（政治部主任）的军阀主义，反对他们向救国军争安图、桦甸的地盘。陈翰章同志不仅在宣传写作上是党组织的一个好助手，并且已能很好的执行党组织的政治活动任务。一九三二年八月，由于党的积极倡议和军事活动，救国军调集了二万左右人，由我任战地总指挥。以安图为根据地，出兵分攻蛟河、敦化、哈尔巴岭骚扰日寇抢修的京图铁路。敦化县曾两次被我军围攻，并占领了县城，给日寇以重创。翰章同志深入战地，积极参加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同年十月，救国军五万人，转战宁安，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强渡牡丹江作战中，翰章同志也积极参加。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日寇集中两个以上师团于牡丹江、宁安地区。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内正闹磨擦，眼看十万人左右的队伍有垮台的趋势。我那时直接掌握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中党的领导，准备“应变”。然而在救国军中，虽有较完整的党组织，但力量不大，自卫军中则更小。当时像陈翰章同志这样的新党员，已成为对日寇斗争和内部保持统一战线，以支撑全局的重要分子之一了。一九三三年二月，自卫军全部瓦解，救国军领袖王德林、孔宪荣等亦率万余人退逃苏联。党稳住了吴义成所辖前方部队，并且以吴任总司令，我任总参谋长，整顿救国军残部二万余人，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当时，将部队分编为五路，并编李延禄为游击军，重新展开吉东广大地区的游击活动。翰章同志此时仍任秘书，实际上参与了重大的军事行动及党内的策略行动，成为我的有力依靠之一。是年二月底，前方司令部转移到安图吉洞河大甸子。四月攻安图，打下大沙河，占领安图县城，并分兵进出桦甸及吉海铁路沿线。翰章同志此时已是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不建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战斗及党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初秋，在救国军中，我党与吴义成的统一战线已初步呈现分裂趋势。那时我决定留守安图，指挥吉辽地区军事部署，准备分裂后，形成我党单独领导的军队，由我决定把翰章及其他一些同志留在前方司令吴义成的直属部队里。陈翰章同志则由于取得吴的信任，专留在吴的周围，他的任务是：（1）稳住吴义成，继续坚持抗日，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2）留心察看吴本人的变化，若出现动摇投降或逃跑的迹象时，即应作出相应处理，以防将部队带走。一九三三年十月，吴在我东满党和汪清、珲春游击队领导同志的鼓舞下，在绥芬镇（东宁——汪清地界）集中了数千之众，打响了袭击东宁城的战斗。这次战斗不幸失败了。失败后,部队退回绥芬镇。此时救国军内部的分化已经日见明显，一方面是以吴义成为首的救国军中少数有排斥党的领导倾向的领导人物；另一方面是以我救国军中党组织王润成同志、陈翰章同志等及东满游击队党组织为中心的坚持团结抗日的力量；第三方面是柴世荣(当时是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等居中摇摆的势力。内部斗争的结果，因为救国军中有王润成、陈翰章等同志坚持革命路线，柴世荣部队中刘汉兴（陈龙同志)等坚持革命路线，结果使吴义成等少数救国军领导人要想破坏和收缴我东满各县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器的阴谋宣告失败，这与翰章同志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一九三四年初，吴义成屯兵宁安东部林区，他还以为除翰章同志不曾参加共产党，是他的心腹可托的人。他派翰章同志去关里，找王德林、孔宪荣，找关里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为救国军探听关里要不要打日本的虚实情况，要求关里给予援助。当时我已经从安图转到宁安，驻天桥岭平目城工农义勇队。这时吉东抗日同盟军已经成立，我担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兼党委书记，决心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准备和吴义成救国军分立、破裂。翰章同志遵守党员的守则，向我报告请示，经过党组讨论后，由我指示翰章同志：（1）可以到关里去，借此以掌握救国军从关里到关外来往活动的线索，并参与其活动；（2）到关里去，在宣传上要坚持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投降不抵抗的罪恶，并说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东北自卫军、救国军都瓦解了，只有那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与共产党合作的才保存了抗日武装实力，并重新壮大起来；（3）要尽可能在平津一带找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配合行动……。于是，陈翰章同志就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的资格，到了北平、天津一带进行活动。在北平救国会会长朱庆澜召集的东北支援问题座谈会上，陈翰章同志痛切陈说东北抗日救国军武装斗争现状，并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东北以及旧东北军不抵抗的罪恶，指责在关内以支援东北抗日救国军为名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借名募捐，实同讹诈，发国难财的人们，号召以人力物力支援东北艰苦奋斗的义勇军。由于陈翰章同志短期的积极活动，引起当时平津一带抗日救国组织内部各阶层人们的极大注意，使政治上投机分子和发国难财的人们有所警醒或收敛；而真正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者则大大兴奋，为之鼓舞，更加积极。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翰章同志在天津遇到教国军的领袖王德林。王是一个有救国心肠的老好人，一九三三年初经苏联逃回关内，虽然受国民党西南派陈济棠之摆布，但仍然继续抗日反蒋。他从南方转到北方，又受国民党和旧鲁系军阀余孽的包围。那时华北旧军阀官僚在日寇政治特务策动之下，有组织“华东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以便为日寇进一步分裂和侵略中国的张本。陈翰章同志向王德林指出，不要被拉进那个圈套。翰章同志并在天津、北平一带的东北同乡青年知识分子中，阐明东北人民武装抗战的重要性和必胜信心，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翰章同志从王德林手里得到关里捐助东北的大洋八千元。王德林颇有自知之明，他告诉翰章同志，有些自卫军、救国军的领导人，借东北抗战之名，在关里到处募捐肥己，有的仅以所募捐的百分之几、至多十分之一汇到东北去给自卫军、救国军。而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的领导人，其中又有很多接到募款后，反而又把它重新汇回关里落入私囊。这样的坏现象，引起翰章同志的极大不满。因此，他决心不让这八千元抗日募款落入那些利己者的腰包。大概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底，翰章同志回到东北宁安，先到吉林抗日同盟军军委，向我报告了入关三个月的活动经过，并坚决主张把带回来的八千元募款交给军委。当时由我决定接受了这笔款项。问题不在钱多少，而在政治意义方面作用甚大。因为当时在同盟军影响下的救国军残余部队和其他抗日队伍，对关里国民党抗日，对救国军领袖抗日仍然抱着幻想。翰章同志由关里回来后，我们就利用这一行动，在牡丹江、宁安、敦化一带各抗日队伍中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募集的款项，近者每人一元，远者慰问，充分揭露关里关外、南京政府、西南派、天津和北平救国会中的国民党右派和其他投机分子，假借抗日发国难财的各种丑行，指出全国人民是抗日的，中国红军是抗日的，关里人民是同情和用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就是要东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后将击败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翰章同志作了很大政治鼓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动摇的抗日部队群众稳定了，积极性加强了，党的影响扩大了。一九三四年六月，党决定翰章同志脱离救国军吴义成部。在正式脱离吴部之前，为了表明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诚意，党指示要翰章同志回到吴义成司令部，交代去天津、北平经过，以及带回的募款交吉东军委发给就近各部队的情形，恳切的劝告吴义成坚持抗日，并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陈翰章同志执行了党的指示。当时吴义成虽衔恨入骨，恨不能吃周保中的肉和杀陈翰章的头，但是迫于正义的压力，有士兵和干部的拥护，不能不强为容忍。翰章同志从此脱离了救国军，被党派到抗日工农义勇队去做政治领导工作。抗日工农义勇队，是当时同盟军的有力支柱，总队长是李荆朴同志（现任沈阳军区某步校校长）。他原是宁安县的警察巡长出身，“九一八”后，因反对降日，而被日寇捕去，后来逃出拉起很大数量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平南洋”。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东京城、宁安一带，有很大活动力，党源于洪仁同志到这支队伍里去作党的秘密工作，李荆朴接受党的领导，愿改造自己的部队。后来党又派了张建东、陈翰章、王光宇、陈明雅(陶净诽）等十几名有力干部去该队进行改造教育。在长期对敌和对内部斗争中，这个部队已经到了改造成功的程度。但是，由于李荆朴同志当时还迷信个人影响，不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开除混到党内来的第六队队长。结果第六队队长勾结早已被驱逐出队的另一队长——日本内奸戴海亭进行秘密活动。一九三四年八月，工农义勇总队全体党员团员开会的时候，为反革命暴动所袭击，当场打死了党委书记于洪仁同志，李荆朴、陈翰章、王光宇等以下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解除武装。这次反革命暴动只是数百人里的十几个凶手，所以当时李荆朴、陈翰章等同志被放走，回到吉东军委，又重新武装起来，积极打击敌人，创造新的吉东游击队。新的游击队的创立，和后来的壮大，主要是由于陈翰章同志及其他党团员、革命老战士的努力战斗，孜孜工作的结果。一九三五年初，组编抗日联军第五军。陈翰章同志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底党派他担任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副师长侯国忠同志（后战死），政治委员王润成同志。一九三六年该师改为二军五师，翰章同志仍任师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五月南满辑安会议，将第一路军第一、二军合并整编，翰章同志改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直到一九四〇年作战牺性。一九三五年初秋，陈翰章同志的父亲和妻子为敦化日寇拘捕，并强迫敦化士绅连坐，强迫其父把他找回来，投降伪满有重赏重用，否则杀其父，连坐保人。陈父迫于淫威，带着陈妻辗转到宁安陡沟子（图佳线）附近见到陈翰章同志诉说来意。陈翰章同志在家是有名的独生孝子。“九一八”事变以前对父亲百依百顺。但这次见到父亲，态度非常坚定,不顾一切，坚决拒绝日寇的阴谋诡计。他安慰了父亲，并告诉妻子回家后即改嫁他人。陈翰章同志就是这样以“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遣走了父亲和妻子。自此以后，他与家庭完全断绝关系，从不闻问。一九三六年间，日寇不断向抗日联军发动政治攻势，想从思想上瓦解抗日联军。他们派出各种人物，散布各种流言，并利用日本社会党政治浪人雄谷进行“微妙”活动。驻宁安日寇宪兵在浪人雄谷的配合活动下，在廖家船口找到了老廖头（地主、两面派）。这个日寇的忠实走狗向我军散布空气，说日本要人要见抗日联军领导人有重要谈话。那时陈翰章、侯国忠同志的部队正在宁安东南活动。翰章同志得到日本人要求见面的消息，报告到五军军部。那时我决定，派翰章同志去见，并指示注意事项。陈翰章同志布置了警戒，在唐头沟东山接见日人雄谷（自称雄谷太郎)。雄谷一见陈翰章同志，甚为客气，并致敬意。谈话一深入，他就露出日本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套“理论”，并向陈翰章同志提出：（1）抗日联军力量不能胜任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徒然破坏社会物质基础；（2）在满洲应借日军帮助，建设新社会，改变旧面貌才是进步；（3）积极与日军合作，建设满洲国，其发展前途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这与共产党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4）如果抗日联军不愿与日军积极合作，那就退出吉林、哈尔滨以东地区，把力量转移到三江省（佳木斯、牡丹江两岸）地区，在那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雄谷的这一切胡说，引起陈翰章同志的大笑。他义正辞严地指斥日寇侵略中国、侵占东北的暴行，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与日本社会的不稳，自谋自救不遑，岂有为中华民族求发展谋进步之可能!翰章同志声色俱厉地警告日本政治浪人：“勿为日本军国主义作鹰犬，下次来杀勿赦，这次宽恕你带着脑袋回去，传话给日本军阀，抗日必胜，胜利的将是中国人民，失败的将是日本军阀。”雄谷饱受谴责之后，唯唯诺诺，抱头鼠窜而去。这次谈话再次证明了当时日寇对抗日联军的全部战略意图是：“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将抗联主力诱至三江省地区聚而歼之”。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翰章同志的部队，在敦化南牛心顶子设伏，袭击安图支援讨伐的日寇军一个中队及伪满走狗队百余人，大获全胜。此役打死日寇军官六人，打死日兵七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日军几乎全被消灭。伪满走狗队“作壁上观”，不敢加入作战即逃归敦化。在打死的日本军官中，有一人是日寇敦化县副县长。当时伪军向民众散布谣言，说陈翰章同志用假投降诱捕日寇，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在党所领导的抗联各部队中，在对敌斗争中，什么革命斗争艺术都可以采取，唯独不许可用假投降的手段。陈翰章同志是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遵守纪律的好干部，他绝不会采取所谓假投降的办法。翰章同志从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年间，身经百战，属英勇顽强，又机敏灵活，很有军事天才。他不但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钻研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历史掌故、文艺创作，也都有所长，对于革命游击战争理论、战略战术问题都有研究，并能结合实践运用得当。他写了许多党的理论学习、宣传文件和教育材料，个人日记写的也不少，可惜这些材料都没有保存下来。陈翰章同志生活简朴，勤奋，平常寡于言笑，态度严肃。但遇有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谈起来津津有味，滔滔不绝。为争持真理，甚至激昂慷慨毫不迁就与退让。他既谦恭好学，勤问师友，又能亲切耐心地教导自己部下的同志。一九三四年间，他为研究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曾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一九三九年初研究《论持久战》，为之废寝忘餐，对其他历年党的重要文献和指示的研究亦莫不如此。翰章同志与士兵同甘苦，经常关心战士生活，他的身体并不伟岸硕大，但却精悍结实。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战士不吃，他不先吃，战士不换军衣，他不先换。在地冻天寒、风雪交加的露营生活中，他除了做自己领导上必须做的工作以外，还经常参加战士们采伐柴草，架搭火堆，煮饭融化雪水等项活动。一有工夫，他就在战士中进行文化教育。广大农村抗日救国男女会员以及广大农民对翰章同志是很爱戴的。因为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本人又善于联系群众，农民都把他看作是自家人。他对部队中的女同志特别尊重和照顾，但在她们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男女间关系严格。同志们赞佩她，也取笑他是“圣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曾和女战士张爱莲结婚的事情，那是不确切的。翰章同志一九三九年间，应该收集力量，逐渐东移，以便在必要时集中到苏联去，但由于当时总指挥杨清同志正处于敌人严重进攻压迫之下，再则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兼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在安图、桦甸地区也正处于困境，又常常患病，因而翰章同志的部队就不能不加重负担,无论如何必须在蛟河、敦化、额穆、舒兰等地坚持游击活动，同时支援在舒兰五岭一带的第五军陶净津和曲玉山两个同志的部队。这是陈翰章同志照顾大局，牵制敌人，不断加强打击敌人，誓死不离那一地区的基本原因。陈翰章同志在救国军中，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对于我党创建人民游击队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军二师有过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游击战争高潮中，给予日寇兵员上的损失和日寇国防建设上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在辽吉地区和京图铁路进行游击活动。日寇在蛟河、敦化、宁安、牡丹江地区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这对于活动在伪三江省北部地区的抗联起着支持作用，也掩护了南满抗联部队一九四〇年冬的东移。陈翰章同志除在救国军参加作战以外，他和他所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游击战中所取得的战绩是数不尽的。从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他直接率领的部队，北起林口、勃利，经过牡丹江、宁安，西南到敦化、安图、桦甸等广大地区，都和日伪军不断战斗过，多数是主动进攻、袭击或伏击。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四年秋，宁安三道河子、团山子、卢家电各次战斗；一九三五年敦化东的官地镇、额穆黑石镇，南湖头小沙滩等战斗；一九三六年夏袭击林口龙爪沟、庙岭、前刁翎、三道通；八月袭击中东铁路待马沟车站日寇的东运兵军……这些著名战斗，打死日军不少，缴获战利品甚多。这些战斗有的是与第五军部队配合行动，有的是陈翰章和侯国忠两同志的二军二师部队单独作战。只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宁安西南东京城西的莲花泡战役是失败的。但那次战役的指挥不是陈翰章同志，而是由其他同志的错误造成的。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北起宁安东京城，南到桦甸、安图，并且越过牡丹岭、老爷岭直达舒兰地区，东到哈尔巴岭延边的这一广大地区，陈翰章同志和他的二军部队神出鬼没，不断袭击、攻打、伏击，骚扰敌人，使日寇应付不暇，不仅在兵源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京图、图佳两条铁路经常受到破坏，有时完全断绝了运输。在敦化、宁安地区日寇许多永久性的军事建筑设施被迫停止，其中最显著的是镜泊湖发电站，被迫停工达三年之久。“镜波学园”军事大兵营的建设被迫完全放弃了。一九四〇年陈翰章同志壮烈牺牲，那时噩耗传来，抗联战士无不悲痛万分。如今事隔已二十余年，翰章同志的音容关貌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特此撰文以表怀念之情。注:1940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翰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牺牲后，日军残暴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州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的“大陆科学院”。日本战败投降后，陈翰章遗首被长春地下党发现并设法偷出。2013年4月，陈翰章诞辰一百周年，烈士头颅被迎回吉林省敦化故乡身首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