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作为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秘密警察的首脑，以其阴险狡诈、残暴无情而声名狼藉。将康生与贝利亚相提并论的是俄罗斯知名汉学家维克托·乌索夫。在他的著作《“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中，乌索夫广泛引用了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内容，并精选了国内最新的资料，附录中的注释便达539条之多。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我们揭示了与贝利亚相似的“恐怖人物”形象。
康生
威风“特别助手”
康生（1898—1975），本名张旺，字少卿，亦曾化名张宗可、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等，系山东胶南县（今属青岛市黄岛区）人士。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并成为1926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曾任职于上海总工会，担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以及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并成为江苏省委委员及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康生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随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自1933年起，他负责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各项事务。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自苏联抵达延安。这一天，毛泽东与康生首次握手，在此之前，他们彼此并无工作往来，亦无历史渊源。然而，毛泽东对康生并不陌生，他深知康生紧随王明左右，且久闻其作为“肃反专家”的名声。
1931年初，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窃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与王明“左”倾思想观点一致的康生，迅速晋升，荣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顾顺章叛变事件爆发后，康生接任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之职，对顾顺章的家族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他亲手用斧头砍杀了其中一人，由此声名鹊起，被誉为“肃反专家”。在此期间，康生化名谢康与骆驼，陆续发表了近二十篇作品，狂热地推广王明的路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赞美王明以及学习苏联的“肃反经验”。他曾经联合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向共产国际提交请愿书，力主王明担任中共总书记。康生亲自参与了苏联的“大清洗”，将众多中共留苏人员定性为“托派”，导致他们中许多人被枪决、监禁或流放。因此，康生成为中共党内唯一接受过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后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初到延安的康生尽管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担任的却是一个“虚衔”——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斯大林派遣王明等人归国，旨在强化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亦或是由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力主独立自主的方针表示了不满。因此，王明自诩为“钦差大臣”，与坚守独立自主原则的毛泽东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尽管当时39岁，康生依旧对王明抱有坚定的支持。俄国人说，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康生不会到延安来。某日，我有幸陪同王明同志前往枣园，为干部训练班进行一场报告。彼时，康生同志带领学员们群情激昂，振臂高喊。“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素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投机心理著称。他察觉到，毛泽东在延安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即便在红军众多将士心中，其威望亦远超缺乏实战经验的王明。基于这一判断，康生坚信王明在与毛泽东的对抗中必败无疑。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王明，转而投向毛泽东。尽管在表面上康生仍与王明保持亲密关系，交谈着各种议题，私下里却频繁前往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王明的思想、言论以及动态。同时，康生伪造证据，将过往与王明共同犯下的过错一股脑儿地推到王明头上，将自己伪装成反王明的“英雄”。对此等行为，知情者无不感到震惊，即便王明得知后也怒斥康生“无耻”。
为约束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发表意见、虽已赴长江局任职但未返回武汉的王明，毛泽东及任弼时等少数人建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无需返回武汉。康生对此提议表示支持。尽管该提议未获通过，康生却赢得了毛泽东的初步好感。不久之后，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职工委员会的清冷环境。随后，康生紧随毛泽东等人，不断对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毛泽东特别看重康生的转变，因为这标志着王明亲信的彻底孤立。借此良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果断剥夺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领导权，并对其实施批判。康生也由此成为一位得力助手，一位能够私下交谈的“特别顾问”。
康生与江青
若康生“背叛”王明，以此作为获取信任的政治基石，那么，他对于毛泽东与江青联姻的支持，便是拉近二人关系的情感纽带。当时，江青正就读于康生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康生敏锐地察觉到江青与毛泽东之间存在着互相倾慕的情感。他深知，若能促成他们的婚姻，不仅能加深毛泽东对他的好感，同时也能成全江青的愿望。然而，当时有不少老干部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江青的历史背景不明朗。唯有康生坚决排除众议，为江青担保，并压制了对江青历史问题的举报信件。
随着王明一步步陷入困境，昔日的亲信不仅未受牵连，其职位反而水涨船高。1938年8月，康生接连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以及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他着手构建并完善秘密机构，在延安的各个机关和学校暗中编织情报侦察网络，吸纳可信赖的党员成为“网员”和“眼线”。他们肆无忌惮地猜疑，私自设立审判庭，将众多人诬陷为叛徒或特务。那时的康生权势滔天，成为了延安最让人畏惧的存在。“他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脚蹬长筒皮靴，身边牵着洋狗，每次外出，都有至少四名保镖紧随其后，威风凛凛地行走在延安的街头……”
肃托运动初露锋芒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我国曾经历了一场名为“肃托运动”的事件，而在整风运动的后期，又发生了“抢救运动”。所谓“肃托”，乃是斯大林为铲除苏共二号人物托洛茨基而发起的运动，其源于苏联，由康生引入我国。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与情报部部长之职后，便拉开了“肃托运动”的序幕，此时距延安整风尚有两三年之遥。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康生在延安期间制造了三起令人痛心的冤案。
钱惟人案中，钱惟人当时担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与毗邻边区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公路修建事宜进行协商，并与之对口负责人有过接触。然而，他因此遭到康生的诬陷，被指责为“国特”。为掌握情况，康生指使钱妻对其进行监视，并向社会部报告其一举一动。康生对钱进行了残酷的逼供和暴力折磨，尽管如此，钱始终坚决否认自己是托派分子。最终，康生下令将其关押于黑窑洞，直至日本投降。然而，案件最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草草了结。但针对钱的处理手法却被继承和发扬。
王尊极案件。彼时年仅十九岁的王尊极，身为北平的女学生，却是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她深恶痛绝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小姐的优裕生活，投身延安，投身革命。然而，康生仅凭她是王克敏侄女的身份，便将她定性为日特和国特的“双料特务”。1939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尊极，并对她采取了车轮战术进行审讯，审讯人员轮番休息，却对她严加看管，不让她休息。在长时间的折磨下，王尊极的双腿变得粗肿，无法行走，只得被迫承认自己是日特和国特。承认之后，她便被迫交代自己的罪行。她声称自己担心忘记联络密码，便将密码编织在毛衣的花纹之中。她所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漏洞百出，康生和审案人员均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有部分审案人员开始怀疑王尊极是否真的为特务。尽管如此，康生仍下令将她关押于黑窑洞，直至1945年，长达七年的时间。
李凝事件。身为东北地区地下党员的李凝，于1938年抵达延安。康生观察到她的步态，加之听闻她拥有一件日式女式衬衣，便将她判定为日本间谍及托洛茨基分子。李凝对这一指控予以坚决否认，并逐一驳斥了相关的指控。然而，康生依然下令将她监禁。遗憾的是，李凝此后下落不明，而根据相关资料推测，她可能遭受了秘密处决。
康生之所以对那些所谓的“托派”和“特务”展开打击，实则意在“小试锋芒”，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尽管肃托行动是在康生掌舵的社会部秘密展开的，然而他整治敌人的狠辣手段逐渐为人所知，他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了恐惧的象征。
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步入规模化阶段，中央特地设立了总学习委员会，以引领这一运动。康生身兼总学委副主任与秘书长二职，而主任一职则由毛泽东亲自担任。面对繁忙的政务，毛泽东对康生表示：“总学委的实际工作就交给你来负责。”自此，康生迅速崛起，成为集党权、教育权、情报权以及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地区第二把手，同时，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指示的重要传达者。康生接替了中宣部部长凯丰的职位，担任了指导整风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并代理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干部审查职责。
康生因自得毛泽东之青睐，愈发无所顾忌。他指使包括朱德、王明、任弼时、陈云等在内的政治局委员的秘书协助他进行“调查研究”——实则是指派他们掌握这些委员的言行动向。秘书们需向康生和总学委汇报“学习进度”；此外，康生还将自己的妻子曹轶欧纳入总学委，让她参与搜集并审查每位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康生的狡猾与险恶，令延安的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感到不安全，视康生如妖魔鬼怪，唯恐避之不及。
整风从学习文件、反对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和肃反。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其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他警告说，“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康生使人闻风丧胆。在审查中，大批投奔延安的人几乎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家境优渥，不愁吃穿，为何要来延安？”人人皆成嫌疑对象，审查小组以怀疑为起点，迫使被审者交代“动机”和“问题”，甚至无需证据便可指控其为间谍、汉奸或叛徒。此外，还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手段，导致被审查者被迫屈从，从而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负责培训保卫干部的延安西北公学，隶属中央社会部，也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该校学习的19岁的学生张克勤被定为特务。张于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康生以其父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其逮捕，他的逻辑是：既然张克勤不是特务，那么延安还有谁会是特务呢？张克勤在经历了连续六天六夜的审讯和残酷折磨后，终于承受不住压力，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还提供了关于“甘肃党是红旗党”的虚假口供，捏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反革命组织“红旗党”。康生将张克勤打造成“坦白典型”，亲自带着他四处作报告。康生认为，只有舆论的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他亲自主持了检举坦白大会。果然，脸色苍白、痛哭流涕的张克勤在大会上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并号召特务们觉醒，迅速交代问题。张克勤主动带头，一口气揭发了十几个特务。他还分享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的挽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引发了审干工作的热潮。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因撰写杂文《野百合花》而遭受指责。在此期间，有人揭露他在上海期间曾协助翻译《托洛茨基传》中的部分章节，尽管王实味早已向党组织坦白此事，但康生仍决定继续追查，并宣称王实味是“托派、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下令将其逮捕。在连续不断的批斗中，王实味精神失常。由于曾经与王实味共进过餐，康生进而揭露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等“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来王实味被康生和李克农下令处决）。“王实味事件”标志着从审干到肃反的转折点。康生曾言：“整风必将转向审干，审干必将转向肃反。”
胡公冕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遣高级参谋胡公冕依照既定计划前往延安，与中共进行谈判。胡公冕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后来转投国民党阵营，却始终对共产党抱持同情态度。康生却怀疑胡公冕是前来延安进行情报联络的特务，因此，在胡公冕抵达延安的当晚，即下达了大规模逮捕令，涉案人员超过200名。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指出“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干部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肃清党内的潜伏反革命分子”。此后数日，延安接连举行两万余人参与的中央直属单位大会，旨在动员全体人员投入反特斗争，期间不断有人被逮捕。
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师哲作为当时参与逮捕行动的社会部人员，曾回忆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持名单，边与我们交谈边在名单上做标记、画圈，口中念着：这是‘复兴社’，那是‘CC派’、‘汉奸’、‘叛徒’、‘日本特务’……”在延安的1万多名干部中，经审查发现近千名特务，占比高达10%。康生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审查干部，进而发展为打击特务的行动。
“抢救运动”加剧
“抢救运动”在延安整风期间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风暴，令人费解的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竟是康生，实为他的“独创”。康生趁胡宗南进攻延安之际，紧张氛围弥漫，他放大了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的事实，故意制造混乱，使得延安城内人心惶惶，难以辨别是非。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报告》(印发各解放区)，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的《延安日记》中这样记载：
……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的挥手叫喊：“你们心里清楚，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朋友！等你们离开这个礼堂，会发现又有许多人失踪！如果今天在场的许多人明天被关押，你们不要感到惊讶。”
紧接着，康生动员与会人员以及延安全体党员共同投身于肃清特务的行动，以保卫特区安全。“在座的各位，莫非都是为国民党充当特务！”康生情绪激昂地高声质问，“为何你们要蓄意破坏？我们并未亏待你们，你们应有尽有，拥有住所、粮食……为何要置我等于绝境？若能真心悔改，我们定会宽恕，但请记住，并非所有悔改都是出自真心！改造之路漫长，需持之以恒！”
康生的发言使得会场气氛变得异常凝重，一片沉寂，观众们似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紧张气氛所震慑。然而，朱德的登场发言却出乎康生的预料。朱德以平和的语气发问：“你的言下之意，是否意味着开完会之后，我就不再需要信任我的同志和战友了？这是否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需要时刻提防自己或我的同志被捕？你怎能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发言完毕，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俄罗斯作家援引了康生的言辞：“当前的审查干部工作犹如营救落水者，不容丝毫拖延，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康生宣称，“在延安的各个机关中，特务如同丛生的杂草，已逮捕200余人”，并呼吁所有“为敌方效力的内奸、特务立刻悔过自新”。会场内弥漫着极度的恐惧，许多人的脸色变得苍白，眼神迷茫，失却了平日里的神采。
这份报告在延安青年的口中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实则是一场诱骗与高压的戏码。它使得无数来到延安的青年，尤其是那些来自国统区的年轻人，陷入了人人自危、恐惧万分的境地。延安的各个机关和学校纷纷举行了“抢救大会”，一时间，“坦白”之风盛行，特务如同牛毛般繁多，任何机关单位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标签。康生亲自坐镇，集中了大量的“七大”代表和地师级的高级干部，在中央党校进行了“抢救”。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被诬指为“特务”“叛徒”，最终绝望自杀。河南省委的“七大”代表、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也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在悲愤交加之下，她手持剪刀猛刺自己的喉咙……
在“抢救”过程中，亦涌现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恰逢艾思奇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际，他忽接通知，得知未婚妻被冠以“特嫌”之名，导致二人婚姻梦碎。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告知新娘：“艾思奇因紧急任务，今晚无法归家。”随后，艾思奇被安排至他处就寝。新娘独守空房，彻夜未眠，婚礼无疾而终，却仍傻傻地等待着。
只要坦诚相告，便会受到嘉奖，厨房会特意赏赐一碗平日难以享用的面条。因此，一些勤杂工为了品尝这碗面条，自发提出“坦白”的请求。曾创作《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著名歌曲的刘炽，15岁便投身红军，却不幸被错判为“双料特务”。在被迫承认后，他得到了一份奖励——一盘含有肉类的菜肴。
有一所学校抓出的特务占到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最小的一个小女孩才11岁，竟被康生派出的审讯者抓为特务，还强迫她写了《我的堕落史》。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一个16岁的少年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一声“我交代！”紧接着，他宣称：“我曾是特务机关训练的对象，被指派担任‘石头队长’。”说罢，他举起一块来历不明的石头作为证据，“这便是我的罪证。他们命令我利用这块石头进行杀人。”
1943年伊始，毛泽东入住位于枣园社会部机关的这座戒备森严的住所。据曾任延安交际处处长的金城所述，毛泽东每日醒来后的首要事务，便是聆听康生就审干与抢救工作的汇报。曾有一次，康生向林伯渠提议，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开审判并枪决人犯。林伯渠立刻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果断否决了康生的建议，从而成功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康生此人心狠手辣，陆定一回忆起，《解放日报》报社曾有一位河南籍的总务科科长，因遭受残酷迫害而无法承受，最终选择自尽。尽管抢救及时，该同志得以生还，但康生却仍将其视为河南的“红旗党”成员，是死特务。听闻此言，该同志愤然扯去身上的绷带，最终离世。
“抢救”运动如火如荼，仅仅半个月就在延安挖出1500多个“特嫌分子”。同时波及西北局、晋察冀、晋绥、太行、华中等根据地。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曾当面质问康生“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徐特立也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为何边区有这么多特务，却未见重大泄密事件发生？周恩来与任弼时亦劝谏毛泽东终止“抢救”行动。俄罗斯作家评论称，毛泽东“心中其实也不认同延安有那么多特务，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来结束此事”。1943年8月8日，总学委正式宣布结束这场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的“抢救”运动。
在延安举办的干部集会上，毛泽东坦言：“本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首要责任应由我来承担。”通常不常佩戴军帽的毛泽东，当天却戴上了军帽，高举右手至帽沿，诚挚地说道：“我对遭受不公的同志表示歉意，除非你们能够原谅，我的手将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此举令在场众多干部泪流满面，纷纷鼓掌致意。此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表示：“近两年运动中存在诸多失误，整个延安地区都犯下了不少错误。责任在谁？是我。因为最终下达命令的是我。”
“康生现象”引人深思
1943年三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一致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的成员也随之精简，由原先的七位减少至三位，具体包括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以及任弼时同志。在此期间，王明、康生等人已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之职。尽管共产国际已于此时解散，然而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依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电报以个人名义发出，并特别标注“毛泽东亲启”。在这封电报中，季米特洛夫不仅提到了王明，还涉及到了康生。
我对康生的作用有疑虑。
党内旨在清除异己分子并巩固团结的正确举措，却遭到了康生及其相关机构的严重扭曲，其行径不仅扭曲了初衷，反而加剧了党员群众间的猜疑，激起了他们无比的愤怒，并助长了敌人对党的瓦解企图。早在今年八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了确切情报，据悉国民党计划派遣间谍潜入延安，旨在挑起您与王明及其他党内活动家之间的争执，以激发敌对情绪，反对所有曾在莫斯科逗留或学习过的同志。
针对国民党所设的这番阴谋，我已提前向您进行了通报。国民党暗中筹划的策略，旨在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瓦解，以期轻松将其击垮。我坚信，康生的行为正在为这些间谍势力推波助澜。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致季的电报中提到：“康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其部门主要负责调查确凿证据的特务活动，而不涉及干部审查。在整风运动期间，康生对王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积极推崇毛泽东思想。到了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上，康生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俄国人称康生为“中国的贝利亚”，言下之意，他所作所为几乎无不与整肃他人紧密相连，手段残忍，毫不留情。自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时期起，他便开始了整肃他人之旅，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延安时期，康生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干部和革命青年，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边区。然而，当他迁至京城后，他的目标转向了高级干部，整肃范围也随之扩大至全国，可谓是“中国贝利亚”的升级版。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日益强化，康生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显著特征便是“发现”。
“运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堪称一创新举。”随后，他牵头成立了专案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遭受了长时间的监禁，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则遭受迫害，最终不幸离世。小说作者亦被逮捕，并被开除党籍，由此牵连的人数多达万余人。
1964年，康生洞察《海瑞罢官》实则是对彭德怀的不平鸣冤，向毛泽东直言：“《海瑞罢官》的核心在于‘罢官’二字。”此言随后演变为“语录”，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立论基石。康生进而发现，知名哲学家杨献珍所提出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观点与之相悖，斥其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调和论”。康生亲自部署批判行动，杨献珍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随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康生，其最为显著的成就，便是策划并推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康生曾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撰写的“造反”标语底稿呈送至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随即下令公开发表，并由康生安排于1966年6月1日晚上8点，通过“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进行播放。此举标志着中国迈向十年动荡岁月的序幕正式拉开。
康生的“第二功”在于将致命一击指向刘少奇。他操纵其掌握的“王光美专案组”与“刘少奇问题审查组”，肆意施行刑讯逼供，捏造伪证。同时，康生还致信江青，将刘少奇冠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重罪之名。这些指控最终成为定论刘少奇特大冤案的关键证据。
康生立的“第三功”，是临死前状告邓小平。1975年10月，康生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他指控邓小平反攻倒算，“会在主席死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加重了毛泽东的疑心。不久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两个月后(12月16日)康生病故。正如俄国人所说“康生整人起家，最后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的结局也和贝利亚一样，最终被开除党籍，受到正义的审判。
康生表里如一地展现出伪善的一面，他巧妙地借他人之手行凶，凭借其狡诈的伎俩随机应变，这使得他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始终屹立不倒。康生在党内长期进行投机行为，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之深、影响之广，不仅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他善于讨好上级、驾驭下属，对人依附，坚定地执行最高意志，不畏任何人的异议，因此康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和一把锋利的“利剑”。
康生之身影，犹如刻印于那个时代的永恒标志，而那个时代，亦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沉寂中悄然落幕。然而，人们对那带来巨大危害的“康生现象”的反思从未停歇。一幕幕近乎荒诞的悲剧接连上演，它们诠释了人间的苦难情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