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谢静宜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即刻前往人民大会堂，就相关事务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周恩来听闻后，不禁感慨地说：“要不是林立衡及时向中央汇报，我们或许仍旧对此事一无所知，恐怕连张洪也不曾听闻。”（彼时肩负林彪同志警卫职责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听闻林立衡所言，众人无不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有人怀疑林立衡是否染病，精神是否出现了异常。周恩来边说边笑，笑声中带着几分无奈。他继续道：“若非林立衡及时通报，我们或许还蒙在鼓里，若未及时拨打电话询问，他们或许就能轻易离开，那后果简直难以预料。”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出版于今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部作品由文革时期的名人、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谢静宜所著。

谢静怡早年照片- 抖音

本书详尽记录了作者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度过的时光，其中亦穿插了文革时期的重要历史瞬间。特此，将书中记载的此类细节加以精选与汇编，以期奉献给广大读者。

一、武汉“七二零”事件当天

1967年，当武汉“七·二○”事件激荡之际，“百万雄师”的武斗阵容，戴着柳枝编织的帽箍，手持长矛，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毛泽东当时居住的东湖宾馆门前。其中，某些队伍甚至于门前驻足，久久不愿离开，目的或许是为了观望，亦或是别有原因。然而，他们是否意识到毛泽东正寓居此处，这一点却无从得知。巷弄中枪声此起彼伏，据悉，负责传递文件的摩托车骑士所携带的皮夹亦不幸被子弹洞穿。

丁钧及其一班随从，紧随毛泽东左右，肩负起他的安保重任。他们隐蔽于门内的深邃竹林之中，透过斑驳的竹叶缝隙，严密监视着外界的任何动静。除非遭遇外敌入侵，否则未经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有所举动。据悉，当夜幕低垂之时，已有不明身份之人携带小刀，悄无声息地从东湖对岸潜至岸边。

汪东兴同志的离世，官方报道中并未提及他生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汪东兴

汪东兴保密谢静宜和樊一民。（机要人员）指令明确指出：“请务必随身携带火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在万不得已之时，您可点燃火柴以销毁密码，并将密码机从窗户投入湖中。”一切安排妥当，为确保活动安全，领导特意吩咐摄影师舒世俊，以及新华社的贾先生与钱翮杰，各自手握一根木棒。

在此种情境下，众人的关切焦点不外乎毛主席的安全。中央领导力劝主席迅速离开武汉，身边的随员们也纷纷敦促主席速速撤离。然而，毛泽东依旧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务，审阅文件，潜心阅读，对此似乎毫不在意，甚至轻松地回应：“无需担忧，他们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不必过分忧虑。”直至深夜，周恩来总理乘坐飞机抵达武汉，特地代表中央前来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上海，毛泽东这才答应。

曙光初现，谢静宜步入了从东湖通向机场的行程，内心波澜起伏。她所乘坐的专车，急速驶向那片即将引领她远行的碧空。紧随毛泽东主席的座驾，总参谋部一位副参谋长正襟危坐于密谈专车的驾驶座旁，他低声喃喃，反复言道：“又是一次考验，又一重难关已被我们攻克……”

天亮后赴上海。

“九·一三”接林立衡

1971年10月的一个午后，汪东兴向静宜传达了总理的指令：“总理委托你负责一项任务，那就是接待林立衡。总理认为，你是最为合适的人选。目前，林立衡正身居北戴河，住在警卫部队的营区。总理特别下令，要求她与丈夫一同返回玉泉山居住。待她归来后，你需前往车站迎接他们，届时玉泉山已为她预备好了居所。（8341部队）刘钊副团长管吃喝住宿。

汪东兴接着说：“你的任务核心在于向他们传递中央文件的精神。至于林彪在温都尔汗不幸发生的意外，同样需要告知他们。至于她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只需让她清楚地划清界限便足矣。”

自与汪东兴的会面结束，谢静宜立刻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对此回应道：“关于此事，我已有所掌握。这是总理交予你执行的任务，我对此表示支持。”

毛泽东对谢静宜说道：“当您遇见林豆豆时，请代表我向她传达我深深的问候。她与她的父母虽然存在差异，父母有父母的角色，子女有子女的立场，子女不应为父母的过错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在林豆豆的父母出走之前，她已向中央如实汇报，她的贡献不容忽视。”

经毛泽东首肯，谢静宜立刻赶赴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相关事务。周恩来向她说道：“若非林立衡对中央坦诚地作了汇报，我们恐怕至今仍对真相一无所知，张洪亦是如此。”（昔日肩负林彪同志警卫职责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听闻林立衡的言论，众人皆感惊愕，心中疑云密布，纷纷误以为林立衡染病在身，精神恍惚。”周恩来话音刚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接言：“最终，我选择了对她深信不疑。纵然豆豆的汇报稍有延误，但她的父母察觉后便匆忙逃逸，而机组人员并未做好万全的准备，有的成员甚至还未登机，人员也未完全集结，飞机便急速升空。他们连舷梯都未能搬运，只得依靠一个小梯子登机，不幸的是，这导致了在温都尔汗的坠毁。”提及此事，周恩来不禁再次露出了笑容。

周恩来曾说过：“若非林立衡的及时上报，我们恐怕浑然不觉其中危机。若非当时拨打电话进行询问，他们或许便能轻易溜走，届时局势恐怕将变得难以预料。”

周总理续言：“林立衡对此地情况不够熟悉，抵达后难免会对中央是否信任她，或是存有疑虑感到不安。小谢，你应陪同她一段时日。鉴于中央特地派了毛主席身边的同志来接待，并转达了中央文件，她还会存有疑虑吗？”毛主席的深切关怀与对她的卓越才能的高度赞誉，彰显了她所获得的无比信赖与坚定信任。”

他，林豆豆的挚爱，一生与她相濡以沫，低调做人，为人谦逊——张清、生活、林彪。

林豆豆

谢静宜与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吴建华联袂前往北京火车站，热烈迎接林豆豆夫妇的到来。探讨吴建华的身份时，人们不禁疑问：他是否与后来参与抓捕四人帮的8341部队副政委武健华是同一人？据悉，武健华同样曾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玉泉山的一处寓所内，谢静宜与吴建华并肩同行，向林豆豆夫妇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深切的问候之情。

林豆豆满怀激动，眼含热泪，深情地表达：“衷心感激毛主席的深切关怀！同时，我也要向周总理以及中央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的关心与支持！”

次日，谢静宜与吴建华并肩前行，再度向林豆豆夫妇传达了中央发布的有关林彪逃离的最新消息。得知飞机坠毁的消息，豆豆的面庞霎时浮现出震惊的神色。随着文件一字一句的宣读完毕，他的神态变得格外镇定，嘴角轻轻上扬，勾勒出一抹坚定且鲜明的微笑：“他们辜负了人民的信任，罪恶难逃。”

居于玉泉山畔，豆豆的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她言谈间不时分享着家中那些温馨的琐事。

数日之后，豆豆亲赴谢静宜处，表达了她意欲撰写一份详尽报告的愿望，该报告旨在记录林彪、叶群、林立果逃亡前夜的种种状况，以便呈递毛主席与周总理审阅。

谢静宜将此事转告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回应道：“她完全可以着手记录，将父母出走前的状况详尽描绘，以便让在座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情况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对于豆豆所撰写的材料，周恩来回答道：“请直接将其呈送主席审阅，主席亲自阅后自会做出分发决定。到时，自会委托我来承担批阅的任务。”

因此，林豆豆一旦完成材料的撰写，谢静宜便立刻将其妥善封存，直接呈递至毛泽东的面前。

于人民大会堂之东大厅，周恩来由衷地对谢静宜感慨：“林立衡所撰材料，堪称上乘之作，此……”（已铅印好的材料）主席已下发了批示，要求将此文件分发至政治局各位同志审阅。你需亲自将文件交给林立衡同志。请转告她，主席对她的文稿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地命令将其分发给政治局全体成员。这份文件特为她所备，相信她将感到无比欣慰。

周亦言表示：“林立衡所撰文稿，直接递交主席为宜。主席已将批阅之权委托予我和李德生同志。经过我们的审阅，文稿已全部妥善存入保险柜。若主席认为有必要让政治局各位同志知晓，自会予以分发。”

坐落在玉泉山脚下，林豆豆向江青女士寄出了一封亲笔信，并亲切地以“江妈妈”称呼她。信函内容详实，她特别交代谢静宜女士审阅无误后，再行转呈。

谢静宜请教周恩来。

周观察表示：“小谢，麻烦你将此信退还给林立衡，并代为转达我的意见——江青同志的近期健康状况不佳，暂不适宜预期好转。江青同志对林立衡持有不良态度，疑其可能为林彪、叶群余党。豆豆若寄此信，恐会引起她的反感和对立，恐怕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因此，建议不要寄出此信。”

不久之计，林豆豆再度执笔，撰写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稿。她于信封上醒目地题写了“敬呈毛主席”的字样。

谢静宜如常转发。数日之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通过电话对谢静宜叮嘱道：“小谢啊，主席有重要话语，望你转达予豆豆，切记勿再执笔撰文。”谢静宜迅速将消息传达给了林豆豆，并随即向上级周恩来进行了详细汇报。

在1972年春末夏初的时节，林豆豆向谢静宜坦白，随着日子的流逝，她内心的焦虑感日益加剧，迫切希望外出寻找一份工作。

谢静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微微点头，回应道：“确实，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周恩来随即通知了谢静宜，明确指示由李德生全权负责，确保林立衡夫妇的安全转移，并对他们的后续工作做出周密的安排。

数日过后，林立衡夫妇便安家于空军设立的招待所中。

三、工农宣传队进清华

在1968年7月24日的上午十点左右，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拨通了电话，通知了正于北京新华印刷厂执行“支左”任务的谢静宜，称毛泽东有重要事项需要与她进行商谈。

在谢静宜与毛泽东的相遇时刻，毛泽东率先以关切的口吻，询问了新华印刷厂的最新情况。随后，他愤然对谢言道：“当前，工厂的形势已现转机，众多工厂已达成联合，整体局势正逐渐向好，但学校的状况却令人忧虑。聂元梓、蒯大富等一众人物，深陷武斗泥潭，对一切声音置若罔闻，无论是市委的指导还是中央的指令，乃至我的劝告，他们皆充耳不闻。他们全副武装，手持长矛，进行着毫无羞耻之心的武斗。”他们与工人、农民渐行渐远，甚至与本派多数成员关系疏离。他们头脑膨胀，身形臃肿……”

在毛泽东的话语中，烟蒂被他轻轻按入烟缸，他随即起身，在室内愤然徘徊，语调加重，愤慨地说：“若真有这份胆识，不妨大胆一试，即便历经长达十年乃至八年的激战，我坚信，地球依旧会按其规律转动如常。”他们看似无所畏惧，然而细加观察，他们实则亦有所顾忌，那便是对于工人与农民的敬畏之情。“北京汇聚了百万工人阶级，我建议在确保生产秩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临时征召三万名工人以及部分农民加入我们的行列，与他们展开理性的对话。我们应倡导文明斗争，而非暴力对抗，积极宣扬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与‘七二四布告’的精神。至于行动的首选地点，是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方面进行协商，根据问题突出的程度来决定优先顺序，揭开问题的真相。”即便暴力冲突的风险可能存在，我们亦需时刻保持警惕。

谢静宜在听到毛泽东的命令后，瞬间感到无比惊讶，不由自主地惊呼：“这竟是真的吗？”

毛泽东面带微笑，点头应道：“确实如此。”接着，他将任务分配给谢静宜：“无需进餐，即刻返回工厂，向厂领导传达指示，并联络工人以及部分农民。同时，请北京市与8341部队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此次活动的筹备事宜。”

毛泽东紧接着补充说：“必须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在大联合、三结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工厂，那些派性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那些与高校联系较少的工厂。否则，你们尚未采取行动，对方就已察觉，届时将难以妥善应对。”

谢静宜回工厂后，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在工厂支左的8341部队张荣温副团长及迟群作了传达，然后，又一起回部队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及汪东兴作了汇报，再由杨德中带领谢静宜等人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经过北京市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等人的深思熟虑，他们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鉴于清华大学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决定先行派遣工人与农民进入校园。

7月26日，一场以清华大学为目标的工人领导会议，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盛大召开。此次会议成功集结了来自61个工厂的约3万名产业工人，同时，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共同组成了8个代表团。针对各代表团在校园内的具体驻扎区域，会议已进行了明确的任务分配。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温玉成等亲临现场，对行动方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市委副书记兼卫戌区副政委刘绍文，被任命为行动指挥小组的负责人。

7月27日，一声令下，由三万名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宣传队伍，在驻厂军代表的助力下，陆续离开各自的工厂，浩浩荡荡地朝清华大学进发。

踏入校园之际，北京市委的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以及8341部队的负责人，在清华大学附近一家宾馆的庭院中设立了指挥中心。他们于庭院内搭建起一顶宽敞的帐篷，并迅速部署了红色电话以及常规电话设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清华大学，那些参与武斗的群体并未遵从工宣队的劝诫，反而对手持无械的工人与农民宣传队动用了武力，甚至有人举枪射击，造成众多工人受伤。

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告毛泽东与市委领导。

昔日风头无两的清华精英蒯大富，因被判监禁长达17年，如今境遇颇为凄凉。在青铜峡铝厂的风潮时期，他曾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毛泽东始终对清华的变动保持着高度关注，每当获得确切信息，便在27日夜晚至28日凌晨时分，迅速召集了“五大领袖”进行紧急会议。（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位传奇人物，个性鲜明，名垂千秋。予以严厉的指责，并明确指出：“我所派遣的军工宣队在此地”“你们所寻觅的那只黑手，正是我本人。”

7月31日，毛泽东就清华大学的相关事宜向谢静宜进行咨询。谢静宜随即铺开了一幅由市委及宣传队指挥部精心准备的大尺寸清华园地图于地毯之上。毛泽东亲自蹲下，细致地端详着地图，并关切地询问工农宣传队的位置分布以及他们目前所在的确切位置。

谢静宜逐一汇报。

毛泽东看到学校传单上所提及他即将接见“五大领袖”的消息，便明确表示：“这并非是接见，而是召见他们并进行批判。”

在翻阅简报的过程中，我留意到了来自清华大学学生的声音，他们的言辞中似乎隐含着些许不满，声称“十年磨一剑，十年苦修磨砺”、“二十年后，成果自见”，诸如此类。毛泽东笑着说：“你（指学生）若无权力掌控与武装援助，即使历经十年的考验或二十年的积累，又能有何作为？本质上，这不过是寻找借口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对于这些学生的观点，无需过分纠结。

毛泽东续对谢静宜说道：“显而易见，我即将举行接见。届时，我将接待工人、农民宣传队，并与他们推选的代表见面。还请转告汪主任，烦他来统筹协调具体的接见时间安排。”

8月5日，毛泽东同志将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所赠的芒果，委托汪东兴同志转赠，旨在与工农宣传队的同仁们共享这份甘甜。

8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热情接待了座无虚席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

自此，清华大学的风云变幻迎来转机，全国各地及全军各界纷纷发声，表达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定支持。

8月30日（或29日）步入毛泽东的居所，他神采奕奕，边缓步踱着，边对谢静宜兴奋地言道：“自工人宣传队踏入清华园，各地院校纷纷响应，纷纷派驻工宣队进行宣传，全国武斗现象得以逐渐平息，局面一片向好，令人倍感欣慰。我们平日所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以及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其真正在上层建筑中彰显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正是自‘7·27’事件以来。”

四、批判聂元梓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通过电话通知谢静宜，毛泽东有重要事务需要商讨。

“虽然清华与北大近在咫尺，但所实行的政策却迥然不同。”

片刻之后，毛泽东继续说道：“小谢啊，我有一项建议，希望你与迟群一同，再带领几名同志前往北京大学进行实地考察，务必查明翦伯赞先生离世的原因，并深入调研该校在知识分子政策实施方面的具体状况。”（按：彼时的北京大学，解放军与工人宣传队已入驻校园，正积极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专项行动。）

毛泽东在沉默了一会后，感叹的自言自语：“看来8341还得派一部分去北大啊！”

最后，毛泽东对谢静宜说：“你报告汪东兴同志，做好8341部队进驻北大的准备工作。”

秉承毛泽东的指导方针，在汪东兴、杨德中、张耀祠等领导的直接督导下，谢静宜等一行人抵达北京大学，展开深入的调研活动。他们连续数日，逐一拜访了冯友兰、冯定等著名教授，力求全面掌握北京大学在文革时期及当时阶级队伍整顿工作的实际情况。调研结束后，他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谢静宜更是亲赴毛泽东处，进行了面对面的汇报。

在仔细审阅完汇报后，毛泽东激动地严厉批评：“这种行为实在过分！作为底蕴深厚的学府，竟然对政策如此轻忽。你马上去向汪主任询问，询问北大的工作团队准备工作是否一切就绪？”

最后，当毛泽东指示“可以进了”时，1969年3月24日由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包括谢静宜在内的85个人的队伍，开进了北京大学。

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入学之初，应先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期间切莫发表任何言论。”

这二个月期间，以8341部队派去的简报组，及市委三支二军办公室的同志，将调查情况，不断综合报送毛泽东。待情况明了后，毛泽东指示：“可以表态了。”于是，王连龙副政委便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及家属大会，狠批了聂元梓，原驻北大军宣队负责人、63 军政委刘信，则在大会上作捡讨。

每日的简报准时送达，毛泽东同志总是细致地研读。在其中，他特别留意到聂元梓及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的一些关键人物对某些观点表达了不赞同，并声称他们始终秉持着毛主席的教诲。阅读完毕后，毛泽东同志立刻将我召唤至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并指示谢静宜同志记录下他对聂元梓等人所作出的直接批示，其中涉及：

“此等所谓的‘老佛爷’（聂元梓），竟敢将触角伸向石家庄，乃至华北局，其行为实乃不知羞耻之至！”

“自诩为红色政权，然而这红又意味着何物？其中是否不混有黑色元素？难道你们的本性不正是红与黑的交织吗？”

“作为高等学府，本应云集英才，怎能少了知识与智慧之花？”

“你们口头上承诺会遵循我的命令，但实际行动呢？我命令你们以文明的方式行事，你们却采取了激烈手段。我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你们却故意制造隔阂。我明令禁止你们采取逼供，你们却让人遭受非人的折磨。你们是在打击正义之士还是邪恶之徒？实际上，你们伤害的是无辜者，而不是恶人；你们攻击的是阶级内部的伙伴，而不是外来的敌人。”

“尊称‘老佛爷’的您，一旦执掌大权，便毅然决然地执行您的旨意。”

“所谓的‘文革’，特别是北大的‘文革’，既缺失了文化的核心精神，也背离了革命的真正意义，那么所谓的革命究竟指向了何方？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荒诞剧，一幕充满暴力的悲剧。”

（陈注：所谓的北大“文革”，实则是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但需明确，这并非指后来在学校正式执掌权力的“革命委员会”机构。此处的“文革”仅指北京大学初期成立的一个非正式且临时性的权力过渡组织，由聂元梓担任主任。）

毛泽东话语一经传扬，便即刻向谢静宜发布命令：“小谢，烦请你将我刚刚阐述的内容，在北大举办的全体会议上，予以传达。”

谢静宜感到十分惊讶，回应道：“主席，这确实是您的独到见解，我岂敢轻易传播？”

毛泽东曾言：“若能领会其意，不妨以你自己的言语，将其传达出去。”

谢静宜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传达给了汪东兴等同仁，众人纷纷表示认同并全力支持我赴大会发表演讲。随后，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校大会，参会师生多达数万人。谢静宜便以个人名义，在大会上公开发布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北大的师生群体中，敏感的舆论纷纷猜测，敢于以如此尖锐之词、坚定之姿对聂元梓提出批评，绝非仅仅是年轻干部谢静宜一人的想法。

（注：谢静宜的发言可追溯至1969年6月。同年9月，北大成立革命委员会，聂元梓仍出任副主任一职。直至1971年，她才受到审查，自此其人生轨迹步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