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场特殊的饭局正在北京鸿宾楼悄然准备着。饭局的主人傅作义显得有些坐立不安，频频望向门口。他在等一位阔别十年的故人，一个曾与他情同手足，后来又怨愤交加的兄弟。终于，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正是刚刚获得特赦的陈长捷。傅作义赶忙迎上前去，可没等他开口，陈长捷就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按照我过去的脾气，我今天是不会来的。”

一句话，道尽了十年恩怨。这十年，一人是功德林里的战犯，另一人却是共和国的部长。他们之间，到底隔着怎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昔日兄弟情深

想当年，陈长捷与傅作义的关系，那可是铁打的。两人都出自保定军校，傅作义是学长，陈长捷虽年长几岁，却一直将傅作义视作亲大哥般敬重。毕业后，陈长捷更是追随着傅作义的脚步，投入晋绥军阎锡山的麾下，从此并肩作战，情谊日深。

在傅作义的提携下，陈长捷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从排长一路高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长捷更是打出了威名。他率部在平型关外围死战日寇十几个昼夜，为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忻口战役中，他更是以一军之力硬抗日军主力，打得日军尸横遍野，不得不更换主攻方向。因为作战勇猛，屡建奇功，陈长捷被誉为“常胜将军”。后来，因不满阎锡山的消极抗日，他与阎闹翻，一气之下便投奔了已是华北剿总司令的老上级傅作义。傅作义对他自然是委以重任，直接将天津这座重要城市的防务交到了他的手上。

天津城的生死棋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份信任最终却成了一杯苦酒。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序幕拉开，解放军势如破竹。坐镇北平的傅作义，面对兵临城下的百万大军，内心早已动摇，盘算着和平起义的可能。但他又心有不甘，总想在谈判桌上多要些筹码。而他手里最大的筹码，就是陈长捷和他麾下重兵把守的天津。

在傅作义看来，只要天津能守住，哪怕只是多守一段时间，他就能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于是，一道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电报发往天津。面对解放军的劝降，本就有些犹豫的陈长捷收到了傅作义的指示：“坚守则必有办法。”这短短六个字，在陈长捷听来，无异于定心丸。他相信自己的老大哥绝不会抛弃他，这“办法”一定是援军，是反攻的希望。于是，他回绝了和谈，决心在天津与解放军殊死一搏。他勘察地形，加固工事，囤积粮草，自信地认为天津城固若金汤，解放军三个月也别想打下来。

一个战犯一个功臣

可惜，陈长捷高估了自己，也错判了形势。1949年1月14日，在刘亚楼的指挥下，解放军对天津发起了总攻。五百门火炮齐鸣，坦克与装甲车协同推进，陈长捷精心构建的防线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瞬间土崩瓦解。战斗仅仅持续了29个小时，天津城便宣告解放。陈长捷在他的指挥部里，成了阶下囚。

当被俘的陈长捷从收音机里听到傅作义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消息时，他整个人都懵了，随之而来的是滔天的愤怒。他气得暴跳如雷，反复咒骂着：“他让我死守天津，自己却背后偷生，投降成了英雄，而我却成了战犯！”他感觉自己被彻彻底底地出卖了，成了傅作义谈判桌上被牺牲掉的棋子。事实也确实如此，傅作义因保全了北平古都而成为起义功臣，被委以水利部长的重任；而他陈长捷，却因为“负隅顽抗”，被关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

迟到的歉意

在功德林的日子里，陈长捷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抗拒改造，逢人便诉说自己的“冤屈”。后来黄维也被关了进来，听闻此事，直言不讳地指出：“傅作义就是把天津看做是谈判的筹码，天津一丢他就投降了。”这番话更是加深了陈长捷对傅作义的恨意。其实，傅作义内心也充满了愧疚，他曾去狱中探望陈长捷，希望能得到谅解。可陈长捷根本不给他好脸色，冷冰冰地说：“有什么好说的？”

傅作义碰了一鼻子灰，但心中的愧疚并未减少。他知道自己亏欠了这个兄弟。在后来的各种会议上，他多次为陈长捷说话，向毛主席请求宽恕，表示陈长捷只是履行军人天职，情有可原。在讨论特赦名单时，傅作义更是极力争取，希望将陈长捷的名字加进去。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本就不是顽固之人的陈长捷，思想也慢慢发生了转变。最终，在1959年，他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

结语

这才有了鸿宾楼里那场气氛尴尬的饭局。听完陈长捷那句带刺的开场白，傅作义没有生气，只是满怀歉意地向他解释了当年的苦衷和无奈，并真诚地道了歉。当陈长捷从旁人口中得知，傅作义这些年一直在为自己重获自由而奔走时，他心中那块坚冰终于开始融化。他叹了口气，也坦言当年的战败自己也有指挥失误的责任，不能全怪别人。

“不过，经过十年改造，我脾气已经改了。”陈长捷的这句话，让紧绷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两人相视一笑，随即都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里，有释然，有感慨，更有历经劫波后兄弟重逢的复杂情感。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抵就是如此吧。之后，陈长捷回到上海安度晚年，那段烽火岁月里的恩怨情仇，终究是随风而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