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古城北门井巷附近威德牌坊正北，昔日迎恩街一座悬挂“元戎第”和“文魁”御笔镏金匾额的府邸，默默讲述着一个清代将门世家的辉煌与秘密。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秋日的阆中古城，蒙善宇、蒙元亨、蒙应瑞祖孙三代同时在此被封为将军。这一“一门三将二皇商”的荣耀时刻，建有不世之功的蒙家将却没有进京谢恩，反而接到一道特殊密旨：未经皇帝圣谕许可，不得随意进京谢圣。

这道密旨背后，隐藏着清王朝对川陕地区军政布局的深谋远虑，也预示着蒙家将独特的历史命运。

01 商戎并举，蒙家将的非凡崛起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征之役成为清王朝西部疆域格局的关键一战，也成为了蒙氏家族命运的转折点。

蒙氏祖孙三代——祖父蒙善宇（谱名蒙顺）、父亲蒙元亨和孙子蒙应瑞，以截然不同的身份为清军胜利作出了贡献。

年过八旬的蒙善宇和花甲之年的蒙元亨，作为行走于天下商帮的川陕商人，凭借丰富的商业网络和人脉资源，出色完成了大军粮草筹措与后勤保障任务。

而年仅三十出头的蒙应瑞，则在绰玛喇（今青海玉树境内）一战中献奇策，并临危受命挂将印，组领500余满汉铁骑敢死队迎敌，亲自斩敌酋首级，一举扭转战局。

战后，康熙帝打破常规，不仅将西征前临时授予正八品外委千总蒙应瑞,到阵前临时受命的川北镇署副将衔蒙应瑞。越级提拔为湖南镇筸镇总兵,在阆中待旨,实授川北镇署副将（从二品），更赐封其祖父蒙善宇、父亲蒙元亨为“骁骑将军”（一品虚衔），形成“一门三将二皇商”的独特局面。

康熙帝还御赐阆中城荒野四处封地，用于建设元戎第、蒙公祠、蒙家菜园和蒙家山庄，并亲笔题写“元戎第”镏金匾额。

02 皇权考量，六重因素制约蒙家进京

①商戎并举本身就是特例

清廷对蒙氏家族的特殊安排，在清代官僚体系中极为罕见。

这种 “商戎并举”的家族格局打破了传统文武分途的官僚体系，创造了一种“政商军一体”的地方治理新模式。

将一个商人家庭提升为军事贵族，清廷在川陕地区创造了独立于传统文武官僚的权力中心。

这既可利用其商业网络稳定经济，又能通过军事权威震慑地方势力，最终实现 “以商稳政、以军固商” 的良性循环。

②不宜过度宣传的功绩

蒙家将的功绩虽然显赫，但其中不乏不宜过度宣扬的因素。

康熙帝御赐“元戎第”宅匾，并将阆中北门威德牌坊附近街道更名为“迎恩街”，刻意将蒙家的荣耀控制在地方层面，避免其影响力向中央蔓延。

清廷需要的是蒙家将在川陕地区默默发挥稳定作用，而非在京城成为众人瞩目的政治新贵，因此限制其进京成为了必然选择。

③川陕地区的定海神针

清初的川陕地区具有特殊重要性：既是连接中原与西藏、青海的战略通道，又是多民族混居、土司势力盘踞的敏感地带。

同时，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核心区域，该地区亟需重建经济秩序。

蒙氏家族的独特优势恰恰满足了清廷的多重需求——他们既有陕西泾阳的商业根基，又移民四川阆中成为“川陕商人”，兼具跨地域商业网络与本土影响力。

因此，清廷希望蒙家将扎根地方，成为稳定川陕地区军务和商贸的定海神针。

④直达皇权的信息通道

与一般地方官员必须通过督抚层层上报不同，蒙家三代被授予直接向皇帝上奏的 “密折”权利。

这一特权在雍正时期显得尤为重要——雍正帝以勤政和重视情报著称，他需要打破官僚系统的信息垄断，获取地方真实情况。

蒙家将凭借其跨越军政商三界的独特位置，能够提供综合性、多角度的川陕情报，包括官员政绩、市场波动、边防动态、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

如果蒙家频繁进京，反而可能影响这一特殊信息渠道的独立性和可靠性。

⑤密查反腐的利剑

在雍正五年至六年（1727-1728年）的川北防务整顿中，蒙家将的监督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面对地方官兵技能低下、防务松懈的状况，蒙应瑞一方面严格训练士卒，另一方面通过家族商业渠道秘密调查军官贪腐情况。

最终将结果直接呈报雍正帝，促成了一系列人事调整。

这种跨越常规官僚层级的监督方式，有效遏制了川北地区军政腐败的蔓延，提升了边防实力。

⑥整饬行伍的法器

蒙家将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也展现出独特优势。

川陕地区作为汉、藏、羌、回等多民族混居区域，民族矛盾历来是治理难点。

而蒙氏家族凭借商人的灵活身份与军事权威的双重加持，在调解民族纠纷、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商人的蒙善宇、蒙元亨父子遵循陕西商人“和气生财”的传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甚至与少数民族通婚结亲，赢得了少数民族信任。而作为军事将领的蒙应瑞则通过威慑力维护秩序。

这种 “刚柔并济”的策略大大降低了民族冲突的频率，促进了区域稳定。

03 历史回响，蒙家将的传承与影响

蒙家将的传奇并未随着第一代的三位将军而结束，蒙应瑞的次子蒙旭，在家族熏陶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科中举。

乾隆皇帝得知蒙旭是蒙应瑞次子时，特别钦赐“文魁”御笔宅匾一道，意为“清代外籍移民四川保宁府川北镇（阆中）将门之后得第一才子”的誉称。

蒙旭安排家事后，前往京城待命，因此钦典在外任知县（正七品文职），为国建功效力。

乾隆36年，蒙旭签升四川雅州府教授，后年老归休，回阆中在次子蒙商正家居住，晚年逝世并归葬于蒙氏宗祠。

蒙旭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蒙家将扎根地方、服务桑梓的家族传统。

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蒙家将历经康、雍、乾三朝，成为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商戎并举”家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已84岁高龄的蒙应瑞仍心系边疆战势，请缨助力平定大小金川并献计献策和阵前督战。

他去世后被赠左都督（正一品），赐葬阆中历代演武厅元戎祠内，奉旨雕像祭祀，形成了阆中古城历史上 “南桓侯北元戎” 同一轴线上的祠堂壮观场景。

在阆中古城将军广场上，蒙应瑞的塑像静静矗立。而在古城北门振武井旁，那些蒙家三代入川至封将前居住的地方，以及他们迎恩拜将的威德牌坊，依然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历史记载，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钦赐蒙旭“文魁”匾额与“元戎第”御笔宅匾一同高悬于蒙府。这两道镏金匾额历经216年风雨，最终于1966年文革时期“破四旧”中被毁。

那些御笔镏金的匾额已随历史烟消云散，但蒙家将“商戎并举”的传奇，却在川陕地区阆苑古城中永远流传。